本文利用改进的连续时间随机最优化方法一“伪双状态变量”法、“附加效用”值函数法和随机Hamilton函数法—研究具有外部性的随机内生增长模型中的财政政策问题，分析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讨论最优的财政政策。本文将资产组合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把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利用“伪双状态变量”法，在具有外部性效用的随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产出风险和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经济增长率、个体福利和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讨论均衡资产定价。本文证明：消费税不但是增长中性的，而且是福利中性的。资本和债券的风险关系取决于政府预算：当政府是赤字预算时，债券比资本的风险更大；当政府预算盈余时，债券比资本的风险要小。由于政府支出不可避免地带有拥挤性，本文研究了具有相对拥挤性的消费性政府支出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具有相对拥挤性的消费性政府支出，本文利用“伪双状态变量”法，讨论最优的政府规模以及政府支出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同时得到最优税收政策，分析各种税收的作用及政府支出的融资政策。本文指出：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增加经济增长率不一定会提高个体福利。只有政府支出超过最优水平时减少政府支出才会改善个体福利，当政府支出低于最优水平时减少政府支出可能会使福利恶化。对于具有相对拥挤性的生产性政府支出，本文利用“附加效用”值函数法，分析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讨论最优的财政政策。本文指出：增长最大化政府支出政策和福利最大化政府支出政策并非必然一致，二者一致与否依赖于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无论是消费性支出还是生产性支出，在存在相对拥挤性的条件下，长期资本收入税为零的Chamley-Judd最优税收规则不再适用。针对传统期望效用函数跨时替代与风险厌恶不能独立变化的缺陷，本文引入跨时替代和风险厌恶分离的非期望效用函数，指出增长最大化政府支出政策和福利最大化政府支出政策一致与否取决于跨时替代弹性，而不是风险厌恶系数。本文同时说明预防性储蓄不但与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有关，而且与消费的跨时替代有关。在显式地引入无弹性供应的劳动后，资本收入风险和劳动收入风险明显地得到区别。本文发现资本收入风险和劳动收入风险在个体跨时决策、经济增长和最优税收政策的制订中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此外，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的分离使得最优税收政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私人资本回报率低于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市场扭曲，可以由政府转移性支出—资本补贴(“负税收”)来矫正。本文利用随机Hamilton函数法，研究了收入补贴由消费税和债券融资及财富补贴由劳动收入税和债券融资的两种情形。本文发现永久性收入补贴会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暂时性收入补贴则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收入补贴对个体福利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当经济增长率次高时，永久性收入补贴会降低个体福利，而暂时性收入补贴会提高个体福利；当经济增长率次低时，永久性收入补贴会提高个体福利，而暂时性收入补贴会降低个体福利。无论是单一的永久性收入补贴率，还是单一的暂时性收入补贴率，都比统一收入补贴率要低。财富补贴毫无疑问地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财富补贴对资产组合选择和消费倾向的影响却要依赖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与收入补贴类似，财富补贴对个体福利的影响也依赖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当经济增长率次高时，财富补贴会降低个体福利；当经济增长率次低时，财富补贴会提高个体福利。另外，财富补贴率以劳动产出率为基准，随政府融资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推广到开放经济，本文研究了小型开放经济中政府支出作为消费性公共品和生产性公共品时的财政政策问题。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本文利用“附加效用”值函数法，分析了经济的稳定性问题和最优的财政政策，并与封闭经济作比较。本文发现：开放经济要比封闭经济更加稳定；当本国为债权国时，其政府部门要比封闭经济的大。与封闭经济不同，开放经济完全消除增长波动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当本国为债权国时，完全消除增长波动的高增长会带来福利的损失。对于生产性政府支出，本文利用“伪双状态变量”法，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讨论最优的税收政策，并与封闭经济作比较。本文发现：更多的政府随机干预可以减小封闭经济的波动性，但未必会减小开放经济的波动性；当本国为债权国时，开放程度越高，政府规模越大。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开放经济的最优税收政策完全等价于封闭经济的最优税收政策。但对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开放经济的最优税收政策与封闭经济的最优税收政策并不完全等价。开放条件下生产性政府支出模型中的最优消费税与资产组合的选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