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府继承明代钞关的遗制,选取商贸网络中的枢纽点位,设置关卡、课以关税,建立起数量更加繁多、分布更加广泛、征税额度更加庞大的榷关系统,其实质是在分散的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征收商业流通税。浒墅关,位处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苏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承担的繁重税额,在清代榷关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商贸流通是浒墅关管辖的范畴,沟通其间的河道水路是浒墅关赖以发挥效用的地理载体；苏州城和周边市镇强大的购买力和旺盛的消费需求,吸引全国各地的商船运送以粮食为主体同时兼带各类杂货的商品通过榷关,形成浒墅关赖以征税的物质基础。清代帝王格外留意对江南的控制,浒墅关则在商税征收领域贯彻这一意旨。浒墅关是户部贵州清吏司直辖的中央型税关,不仅税收绝大部分需上缴中央,在管理上亦受中央直接控制。雍正和乾隆初年是浒墅关在清代运行的转折点,一则以苏州织造兼管浒关榷务构成人事上的一大变革,同时文书簿册强调使用部颁簿册,榷税则例经过三次更定,更加明晰；另则在财政上建立盈余报解制度,促成革命性的变化,榷关财权进一步收归中央。借助盈余报解制度产生的奏折档案,本文得以定量分析浒墅关的税收情形,并以税收达成与否为标准将雍正至咸丰150年间的税收变化分作三期,呈现各自不同的走势。基于定量分析,本文使用原额主义的分析框架,论述榷关税收定额化的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讨论浒墅关的运行成本和税收效益；同时,在分析原额主义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探查清代统治者的财政理念和清代财政制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