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研究目光驻留在40年代的解放区土改题材小说之上，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主要范本，并辅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挖掘它们与民间故事及之前乡土小说（如“五四”乡土小说、社会剖析小说、京派田园小说）、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作家早期的创作个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指出同一时期、同为土改题材的小说在文本内部构造方面具有的某些共性特征，以及不同作家在处理相同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综观40年代以来，对于该时期土改小说的研究，研究者重视不够，在有限的研究中又偏重于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人物形象问题、艺术价值问题，而对小说中的民间性/乡土性、作家的创作个性的重视显得相对不足。因此，重新研究土改小说有利于恢复它们在文学史上真实的、公平的地位，廓清长期以来对其批评的误区，并还将提供一套新的解读方法阐释土改小说，这对其他的政治小说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价值。　　有鉴于以往研究的缺陷，本文采纳结构主义诗学中的“互文性”理论，既将小说放置在民间文学和“五四”以来乡土题材小说的框架中，也结合小说诞生的现实政治环境，并联系到作家们早期的创作个性来进行全面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丁玲的《桑干河》是由民间话语、政治话语、个性话语共同构造而成的，三者间相互作用给小说解读带来了一定的含混性和多义性，而这也为小说后来坎坷的批评史埋下了相关隐患。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其次，三位作家处理三种话语关系的方式又各不相同：丁玲采取了浓重的政治话语，又自觉地以创作个性来化解政治的图解化和简单化，使得《桑干河》的艺术成就相对较高；周立波则努力将创作个性消融于政治话语中，造成《暴风骤雨》为党代言的结果；赵树理的创作个性是基于民间资源的，因而，表面上《邪不压正》中政治话语较少，但其实他的创作个性是被政治追认和追捧出来的。再次，由于三者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在极度政治化的年代，《桑干河》和《邪不压正》必然受到批评，而在政治宽松时期，《暴风骤雨》的弊端也必定被人们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