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提高了农地的市场价值,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无序和无控制的农地城市流转将大量减少耕地面积,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生态破坏、失地农户生存受到影响等等。随着征地事件上访案件的增多,暴露出了当前农地城市流转中政策制度存在的问题。失地农民是这一过程中数量巨大并且处于比较被动位置的弱势群体,其福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以武汉市的江夏、东西湖、新洲、洪山四个区为研究区域,依据失地农民的特征将失地农民分为小于45岁、45到65岁、大于65岁三个年龄段。依据森的可行性理论,选取构成失地农民的功能性活动集,采用模糊数学法,分别测算小于45岁、45-到65岁、大于65岁失地农民农地城市流转后的福利变化,并比较了农地城市流转对三个年龄段失地农民福利的影响之间的差异,最后是关于改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政策建议。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在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来源、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之后,提出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并且界定了相关概念。第二章回顾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农地城市流转中失地农民福利的研究现状与进展,并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在介绍了福利指标的选取原则及已有的经验的基础上,选取了构成失地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接着介绍了测度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方法。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依据第三章选取的指标分别测度了小于45岁、45岁到65岁及大于65岁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第五章是结论部分,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政策建议,最后是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本文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失地农民的福利都有所下降,下降最多的是45到65岁的失地农民为18.04%；其次是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7.12%；而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福利下降最少为12.74%。(2)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的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变化方向和程度不同农地城市流转后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健康、社会参与功能都有所下降,下降比例最大的为社会参与功能。农地城市流转后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功能都得到了改善。不同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的发展机遇和社会交往与闲暇功能变化的方向不同,其中,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的发展机遇功能提高了,而45岁到65岁和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该功能却下降了。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与闲暇功能下降了,而45岁到65岁和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该功能都提高了。(3)农民的征地意愿较低,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从农民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农村普遍认为种地赚钱不多,除了规模耕种,但是,农民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较高,随着年龄的增大,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增加,这就说明耕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来源这一功能,还有提供生活的必需品、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由于目前的补偿标准相对于农民的期望值差距还很大,征地后期保障不是很完善,农民的征地意愿普遍很低。同时,农民参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程度不高,主要是政府主导,没有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而每个人都希望有自由表达意愿的机会,希望被尊重,这也是构成土地被征农民福利的重要的功能性指标。因此,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应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程度,使得补偿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征地满意度更高。(4)教育水平对农民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大,年龄越大的群体,教育水平越低。失地农民的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失地之后农民的再就业,还影响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城镇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由于其文化水平较高,对于由征地而安排的就业培训及就业优惠政策的接受能力较强;而对于45岁到65岁的失地农民来说,由于年龄及教育水平的限制,找工作本来就难,再加上自身在家庭中的角色,依然还需要赚钱。因此,农地城市流转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