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近代导读书目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当时学术界围绕着“国学书目”展开论争,参与人数之多,列举书目之广,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独具特色的一个文化事件。国学书目的开列与整理国故交织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整理国故的另一个视角。1923年2月25日,应将要去美国留学的四个清华学生的请求,胡适开列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此之后,梁启超也拟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他们二人代表了整理国故中的两股潮流,梁启超的整理国故始终以弘扬传统文化、发扬国光为目的,而在胡适的整理国故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眼光则贯穿始终。二人在学术路径上的根本不同导致其所拟订的书目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25年,《京报副刊》举办了“青年必读书十部”活动,此次活动众多名流学者踊跃参与,推荐书目的热潮到达了一个顶峰。推荐的书目大致分为国学典籍、时人著述、外国书籍三大类。对此次活动,学者们或彻底否定,或且疑且行,或积极参与。在鲁迅交了白卷后,更是围绕着要不要读中国书展开了讨论。鲁迅出于对整理国故的反对而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是对当时思想界越来越偏向“国故”方向的批判,而反对者们则是从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看待读中国书问题,认为鲁迅的不看中国书是一种“卖国”的行为,双方的对话并不在一个维度上。编制国学书目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股风气,很多学者开列出自己的国学书目。这一时期产生的国学书目体例内容虽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开列的动机上,大多是感于国学式微而作;面向的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更加重视普及性;重视书目的实用性;对书目进行了重新分类。这些国学书目的开列也有着重要意义。面对西方的入侵和民族的危机,传统文化具有了民族认同的意义,整理国故也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国学书目被赋予了传承文化学术、保存传统的使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派与旧派之间的矛盾被新派内部的对峙所取代,对国学书目的批判反映出新派内部关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分歧。参与论争的双方其实都抱有“再造文明”的潜在目标,在国学书目与整理国故论争的背后体现了五四时期学者们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