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或广义的政治哲学中,以塞亚·伯林是个引导性的人物,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位反叛者,一位真正的“反潮流”思想家。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既是对自由概念的澄清,又是对自由主义历史乃至西方自由学说的回顾;他对个人权利的重新强调,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在自由主义的个人——国家的轴心话语中,改变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强调国家权力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方向,促成了自由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归;他在价值多元主义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的重构,推动了多元主义的思考方式,并已成为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共同的思维框架,是当代政治思维的出发点;立基于多元价值观,伯林摒弃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寻求理性共识的思想路径,赋予了宽容以新的内涵;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所包含着的历史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对主流的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开创了现代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伯林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不仅是对20世纪政治与道德现状的反思,它也是对“除魅后,陷入诸神冲突状态”的现代世界的一种回应,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新审视与再思考。伯林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拒斥“同一性”哲学的自由主义,是在放弃基础主义和同一性哲学等西方传统信念的情况下对自由主义的捍卫和坚持。伯林力图为自由主义寻求价值多元主义论基础的努力虽然并不是很成功,但他所开辟的自由主义的多元论思考方式,他的“竞争的自由主义”,却为自由主义的未来探索了一种可能走向。自由主义也只有相当地重视价值多元论,才能在后现代的大背景下适应越发多元的世界。但是,我们更应明确,伯林是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代言人,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政治倾向和个人主义的思想特征;他的自由观所代表的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以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去反对共产主义的积极自由,隐含着以一种“观念”压制另一种“观念”的企图;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来加以批判,也是值得商榷的;伯林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本身也缺乏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和紧密性,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当前,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期,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以及缺乏道德与政治共识的征兆在当下变得日益突出。因此,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勇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不一定要认同伯林的思想观点,但也不应该拒绝伯林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这就要求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对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既要认清其思想的实质和局限性,又要从中挖掘出对我们有用的思想资源。这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时所应坚持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