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并购活动中具有咨询职能(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和监督职能(监督高管掏空行为),而当企业内部独立董事与企业最高管理层之间存在隐性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反映在并购中一方面可能表现为独立董事给予企业高级管理层更加充分的咨询信息,另一方面可能表现为独立董事对企业高管决策行为的过于相信或恶意纵容,而削弱这种监督。而在并购决策中,独立董事是否具有强咨询效应,以及反监督效应?若反监督效应和咨询效应都存在,那么在它们交互作用下,又将对企业并购决策产生何种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友好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本公司CEO或董事长毕业于同一所院校或同时在除本企业外第三方企业任职)在并购决策中是否产生强咨询效应以及反监督效应,以及在二者交互作用下,“友好型”独立董事对并购决策的影响,这对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规范并购行为以及提升并购协同效应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友好型”独立董事、并购决策进行量化,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揭示“友好型”独立董事这种隐性社会关系对高/低协同价值的目标企业、支持型/掏空型并购交易、并购溢价等并购决策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当并购企业内部存在“友好型”独立董事时,更容易发生掏空型的并购交易,更容易支付较高的并购溢价,而对高/低协同价值的目标企业则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为探究“友好型”独立董事是否存在咨询效应以及反监督效应,本文通过对企业咨询需求和监督需求的分析与量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并购决策高/低协同价值目标企业以及并购溢价,“友好型”独立董事存在咨询效应以及反监督效应,而且在咨询需求低或监督需求高的并购企业,“友好型”独立董事的存在会使得企业并购产生低协同价值、支付高并购溢价的可能性增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措施。不仅完善了公司治理理论和并购理论,而且为企业改善并购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并为政府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效监管并购活动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