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随着这种变动,各种新旧社会矛盾爆发,而矛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国家——社会间缺乏一个可以对话的公共领域。本文要探讨的即是,媒介作为建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机制,有没有承担起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本文选择《南方周末》2000年—2011年这十二年间的批评性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同时选取《中国青年报》、《财经》这两家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作为参照,意在分析和对比在具体的批评议题(如教育、医疗、法治等公共议题)上,《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是基本反映还是遮蔽了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光谱；以及最终,它是维护还是挑战了现有的社会和权力安排。由于转型时期的媒介自身亦表现出复杂的面相,因此,本文将作为治理技术的批评性报道、媒介独立发起的批评性报道以及由政府发起调查而媒介后期跟进的批评性报道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和区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批评性报道”进行严格的操作性定义；指出“舆论监督”的中、西方不同的语境、含义和应用；这一章同时指出,批评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及公共领域的建构之间的逻辑关联。本文第二章对《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所涉及的批评对象、批评内容、批评领域以及消息来源的使用等,运用SPSS的方法,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医疗、法治以及对行政公权力的批评方面；第三章对批评性报道中的特殊种类——调查性报道进行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分析。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南方周末》的调查性报道对公权力的揭露由早期主要采用“富豪财产无端被夺”的报道框架向后期“政府主导”的报道框架转变,并且,更多的调查性报道由可见走向遮蔽层面；对利益集团的揭露也局限在对慈善、珍稀动植物保护、小型的商业公司等边缘领域,而对与公众生活紧密联系的电力(电信)、煤炭、住房、石油等垄断领域鲜有揭露；第四章则建构教育、医疗、法治、及行政官员的批评议题,着重运用质化的分析,探讨《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在这些公共议题上的媒介呈现,进而分析其是否建构了一定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研究发现,《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基本集中在司法与国家施政领域、教育领域、医疗领域以及对国家行政官员的批评领域。这一媒介呈现基本上反映了转型中国的基本矛盾及社会问题；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较大,《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呈周期起伏性。相对来说,与公共生活密切联系的黑幕没能得到呈现,《南方周末》比较追求对行政官员、尤其是地市级及以下层级官员的腐败、欺行霸市行为的调查,这种媒介呈现既为《南方周末》自身带来风险,也体现其在建构新闻专业主义及建构媒介公共领域方面的局限与不足。通过对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的分析,本文发现,即便在后期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更趋严格的情况下,《南方周末》还是通过策略性地运用“政府主导”的媒介自保框架,就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人权保障、看守所制度的改革等法治建设议题以及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等议题建构了一定程度的媒介公共领域。这种策略性的报道框架既代表着“社会”一极向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了权利及利益表达,同时又不至于同国家意识形态形成尖锐的对抗,是中国现行的媒介管理体制下进行专业主义追求的无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