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的广泛普及,我国互联网平台产业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集中热潮不断涌起,各领域的竞争也逐步由多头竞争向寡头竞争迈进。然而由于当前我国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特点不相适配,导致了经营者集中作为反垄断规制的一种手段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并中出现缺位,严重制约了反垄断规制效果的发挥。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如马太效应、交叉网络外部性等;与提供单边服务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又极为特殊的具有双边市场特性。基于以上因素的聚合性影响,决定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追求用户数量与平台规模的集中现状。在不断的集中过程中,合并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与竞争优势,创造了单个个体平台无法达到的规模效益,但同时也会降低竞争程度,极有可能产生损害竞争、寡头垄断的不良效应。然而由于发源于传统行业的营业额标准在面对新兴互联网平台模式时,无法对其特性影响下的企业实力进行有效识别,导致了申报标准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的适用出现困境。因此对于困境解决方式的思考,亦是对合并热潮下反垄断规制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垄断风险之间矛盾冲突的思考。如何变革传统的营业额标准,使其契合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正是本文反复求索的关键所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结合对域外相关立法规定的借鉴以及对我国立法历程的回顾,本文力求解决申报标准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的适用难题,并期待能够为反垄断立法的完善提供相关建议。本文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为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基本理论与各国及各地区的立法规定。在此部分中,本文首先以理论梳理开篇,按照申报标准的类型分别介绍了当事人标准与交易规模标准。随后,列举了欧盟、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中对于上述申报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对我国域内申报标准立法进程的回顾,分析了我国的立法考量与对外借鉴的经验。第二部分的展开由案例引入,本部分伊始介绍了滴滴与优步（中国）的合并事件,并就该合并事件引发的申报标准问题进行了反思。透过该案例,总结了以滴滴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具有的发展与集中特性,并就诸多特性影响下申报标准无力衡量互联网平台企业合并风险的困境进行了详细探讨,提出了营业额标准在面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合并事件时存在的计算、界定等各项难题。第三部分则基于我国营业额标准在互联网平台领域上的适用难题,对何种标准能够有效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了具体考量,并对总资产标准、市场份额标准以及交易额标准能否有效衡量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集中风险进行了可行性与难点分析,意图为问题的合理解决打下基础。第四部分在提出、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进入了问题的解决阶段。本部分首先描述了市场份额与营业额双重标准的设置构想,并对双重标准所具有的优势与适用上存在的难题进行了梳理。随后通过尝试对营业额标准与市场份额标准适用难题的破解,力图为申报标准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应对策略,并对反垄断领域特殊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