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信息技术推动下，作为企业融合运用全球资源的关键举措，服务外包已逐渐成为促进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新动力。然而，在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冲击的深度影响在长时间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在深层次改革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在国内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传统竞争优势降低等问题依然突出。近日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联合编制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鼓励服务型制造企业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为服务外包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十三五”期间将是我国综合提高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阶段。为了响应我国服务外包发展规划，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服务型制造企业，探讨服务外包过程中的调度与协调问题。首先从企业层面分析了承包企业的调度问题；其次将研究视角上升至服务外包双方，探讨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协调决策；最后运用演化博弈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服务型制造企业的长期合作机制。　　首先，服务型制造企业的调度，提出由承包企业联合成立服务外包中心为发包企业提供专业的外包服务。在综合外包时间、调运时间以及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以改善承包企业的调度过程，最小化服务外包成本，并采用遗传算法求解得出了满意的解。研究表明，通过成立服务外包中心为发包企业提供专业的外包服务，提高了服务型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中心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其次，服务型制造企业的协调，考虑在服务外包供应不完备和需求未知的条件下，提出一种结合外包惩罚和收益分享的协调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当发包方的风险厌恶程度发生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得出，协调契约可以完成服务外包的协调，承包方的定价决策会制约协调契约的参数取值，而风险厌恶程度又影响定价决策的制定。　　最后，为实现服务型制造企业的长期合作，运用演化博弈动态地分析服务外包协调成本和收益机制对服务型制造企业合作机制演化路径的影响，并引入政府的调控机制，探讨确保外包系统收敛到合作策略稳定状态下的政府补贴额和惩罚额应满足的条件。分析得出，当服务外包协调成本消耗越少且所得超额利润越多时，将促使服务型制造企业向着合作策略演化；政府实施的补贴与惩罚需在一定区间内才能解决服务型制造企业陷入到“囚徒困境”的问题。最后运用数值仿真，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