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确立了工部局对电影进行审查的权力。在此后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经历了发展、成熟完善以及式微三个阶段。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变迁，固然与电影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租界内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关系紧密。在这片所谓政治保持“中立”的区域里，各国各民族的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不仅干预电影审查，而且不断地争夺电影审查的管辖权，政治、民族感情、文化等各种因素在电影审查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笔者选取公共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公共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客观而又深入细致地呈现当时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状态，探究其间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希望以此实质性地填补国内外学界在公共租界电影审查研究上的空白，推动民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并为上海史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本文将根据这个时期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国民政府的部分历史档案以及当时的主要报刊杂志，通过对六大问题的陈述与阐释，研究1927年到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其要点如下： 其一，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权力基本上限于市政建设方面，并不具有电影审查的权力，但是电影院执照章程中条款7的修改则赋予工部局电影审查的权力。 其二，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审查条例内容的来源与变化过程错综复杂。警务处和电影审查委员会作为电影审查的两个重要机构，在实际的审查工作中职能各不相同。警务处实际上是电影审查的真正主体，而电影审查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审查法则的内容以及电影审查的具体实施，不仅受到电影审查组织沿革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受到相关国家驻沪权力机构和公共租界内各民族社团以及利益集团的干预。在电影审查法则的实施过程中，鉴于租界社会的复杂性，公共租界当局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地对电影审查法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和维护租界的统治。 其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电影审查方面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法租界电影审查机构和公共租界电影审查机构总是一起工作，共同做出决定。其四，“《不怕死》事件”成为国民政府对租界进行电影审查的突破口。南京国民政府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迫使租界当局低头，开始对租界内所放映的电影实施审查。 其五，南京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关通过控制报纸上的电影广告对租界内所放映的电影实施审查，通过经济压力迫使电影商将影片送审，并且与海关部门合作，影片被直接从海关运至首都接受审查。 其六，公共租界审查电影的基本原则。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主要考虑的是上映电影的适应性，而并非其艺术价值以及戏剧生动性或教育价值。在审查规则之下，电影审查员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首先从民族的观点进行判断，其次才从犯罪、道德和社会学方面加以考虑。尽管租界当局在审查有关战争或民族片时非常小心谨慎，也力图保持自己所宣扬的“公正”姿态，但是在审查涉及中国题材的影片时，有时并不尽然。其处理方法激怒了中国民众，加速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兴起，租界的电影审查正是在“废除租界电影审查运动”的呼声中逐渐式微。 在写作过程中，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研究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笔者对上海市档案馆里面保存的有关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国民政府的部分原始档案(计200余卷)做了相关研究，并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里面的报刊杂志(以《申报》、《民国日报》为主，老电影杂志有20多种)，重点选取与公共租界电影审查相关的原始档案以及其他研究文献进行研究，将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对租界与原宗属国英国、英属殖民地香港、法租界、国民政府以及租界内各国之间的关系来透析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以此勾勒出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实况，填补这段电影史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