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译者来说，文学翻译之难是众所周知的。本文借助简奥斯汀的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及其翻译策略。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而且是文化的互动研究。长期以来，翻译理论都是借助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这使得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出现巨大的分歧。翻译者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指导他们的工作。20世纪七十年代，费米尔的目的论帮助翻译者们发现一种新的翻译研究理论，翻译者不再被原文束缚。本文首先通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的紧密联系，引出文学翻译的标准。目的论的出现解决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脱节的困境。以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为例，由于作者的性别、生长环境、时代背景的影响，小说展现的是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巨大差别。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在对《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的研究中发现：对于异域文化作品，译者根据不同目标读者的要求，合理的使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才能解决文化翻译的障碍。王科一先生与张经浩先生主张为了译文能更好的被读者理解，译文应向目的语靠拢；而孙致礼先生则主张最大程度的保留原作中的文化因素，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不同的目标读者，使得两派的翻译风格迥异。文学翻译中大量的使用归化翻译法常常使译文显得不伦不类，但是通篇使用异化翻译则易造成译文不易理解。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方式，既能最大程度保留原作的风格，又能使译文通俗易懂。本论文旨在寻找解决《傲慢与偏见》中的中西方文化障碍的翻译策略。目的论是当今翻译研究中比较盛行的一种理论，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之中。本论文试图把目的论引入有文化障碍的文学翻译之中。以《傲慢与偏见》为例，通过对中译本的分析，提出文学作品翻译基本策略。在对外来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为了最大化的保留外文作品的原风格，译者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