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末,工程伦理学基本上是沿着职业伦理学的研究进路发展的,这种进路倾向于将已有的伦理观念标准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将既定的职业道德规范应用到工程实践之中。这种研究进路在促进工程职业化、增强工程师责任感,以及唤起工程师职业自治意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技术科学化时代,这种研究进路面临诸多挑战。在当代技术社会背景下,原有的道德规范是否继续有效?能否继续对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做出开放、合理而有效的解释?原有的伦理观念体系能否继续保持对工程实践的有效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得工程伦理学必然走向对实践有效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对工程伦理学发挥其社会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解释学、实践哲学和商谈伦理学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兴起,现代工程技术在评价导向、决策模式和风险治理等方面呈现的新特点,都对当代工程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践有效性视角下的工程伦理学研究,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思想资源,针对当代工程实践的新情况、新特点,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便对工程伦理的新问题提出合理解释,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解释”、“操作”和“对话”的工程伦理学实践有效性模型。工程伦理学中的“解释”,是将伦理原则与工程实践具体情况相联系的过程。以往的职业伦理学研究进路坚持一种“职业视角”的解释模式,是在不改变已有伦理原则的前提下,针对职业需求解释具体的伦理问题,使解释成为已有职业伦理原则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与之相应,STS学者提出“社会视角”的解释模式,更多考虑工程实践中伦理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炼新的伦理原则。但这方面研究成果往往限于理论层面,对工程技术人员的直接影响效果不明显。通过对“职业视角”和“社会视角”两种模式的辩证分析,本文提出一种“适中”的解释模式,探讨既能够吸收两种模式的优点,又避免各自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强调工程伦理学解释“职业视角”与“社会视角”两种“视域”的融合。一方面,通过将既有伦理原则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做出符合“当下语境”的必要调整,提供伦理原则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另一方面,需要将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解释联系具体工程职业实践,促进伦理学家对于工程实践具体情况的了解,增强伦理解释对于现实情形的指导意义。工程伦理学中的“操作”,是将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与工程实践具体环节相联系的过程。以往的职业伦理学研究进路注重伦理观念和规范对工程技术人员思想的影响,但对工程实践的具体操作过程关注不够,而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恰恰体现在具体操作过程之中。工程技术人员只有在具体操作中理解并落实相应的伦理要求,才能有效发挥工程伦理的社会作用。通过运用“游隐喻”对工程实践开展社会动力学分析可知,工程实践的“中游阶段(以工程设计为主的研发阶段)”是其中非常关键的操作环节,“中游调节”成为提高工程伦理学操作有效性的必经之路。以“中游调节”为基础,工程伦理学的操作首先通过对道德规范的互动解释,在工程实践的具体语境下“创造性”地落实道德规范,从而积极地影响工程实践。其次,重视道德直觉在工程实践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工程技术的深层体验与伦理原则的深度沉思,培养工程实践中的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想象力,从而在新的实践语境下做出灵敏而有效的道德决策,弥补道德规范在实践上的不足。第三,在伦理价值的互动解释基础上,运用“技术中介”作用机制,通过在“中游阶段”“嵌入”积极的伦理价值,使人工物在“下游”使用语境中发挥“物化道德”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工程伦理的社会影响。无论“解释”还是“操作”,都不是一种“独白性”的活动,都需要发生在有效的“对话”之中。工程伦理学中的“对话”包括工程师、伦理学家、公众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加深相互了解,提高“解释”和“操作”环节的准确性,协调相互的利益关系。然而,除了工程共同体成员之间在“解释”中的思想交流以及“操作”中的行为互动之外,工程伦理学的“对话”还包括社会意义上的对话。基于商谈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的对话包含三种不同层面的对话：职业、舆论与制度。职业层面的对话,致力于保证具体工程项目中利益分配的公正；舆论层面的对话,致力于从社会舆论层面对工程实践开展实时监督；制度层面的对话,致力于通过制度化途径为公众利益的有效实现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对话能够消除工程实践中的信息不对称,促使相关各方实际利益的矛盾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阶段,工程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重大现实问题都与工程伦理有关,工程伦理的实践有效性研究因而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之中,如何立足于现代工程技术的背景反思以往的工程伦理思想资源,建构符合我国当代实际情况的工程伦理体系,并真正有效地影响工程实践,实现工程伦理与工程实践在当代的“知行合一”,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