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海外史学大家之一,其学术观点、史学理念与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本文围绕余英时所提出的“内在理路”之说,展开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本文诠释了“内在理路”的含义,指出“内在理路”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自身的产物,还深受柯林武德历史哲学与托马斯·库恩“典范”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内在理路”之说是东西方文化视角交汇下的思想产物。全篇论述的重点是余英时本人对“内在理路”的阐释。本文围绕余英时的三部代表作《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探讨了“内在理路”在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具体运用。笔者还将余英时的“内在理路”与柯文的“内部取向”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内在理路”与“内部取向”都强调中国史的内在生命与内在发展,都重视内因的作用。两者同样质疑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内部的视角审视中国。柯文提出了“在中国发现中国”与“中国中心观”,这与余英时的观点不谋而合。最后,本文揭示了“内在理路”的阐释界限,指出“内在理路”的最终走向是内外合一与主客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