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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Ritter(1991)首次系统提出新股长期弱势这一问题以来,IPO后公司股价的长期表现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国外学者认为新股长期弱势的表现普遍存在于新兴、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A股市场是否存在新股长期弱势这一现象的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此外,在中国A股市场中,投资者对新股狂热的追捧,引起了“IPO抑价”现象,但超低的中签率又使绝大多数投资者难以获取可观的“IPO抑价”。无法获取一、二级市场巨大价差收益的投资者便转而关注新股上市后的特殊时期——次新阶段,这又导致了近年来次新股的交易狂潮。
基于上述两个现象,本文使用2009年6月至2016年12月间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通过累计异常收益率(CAR)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中国A股市场中的次新股、新股未来三年是否存在超越市场平均收益的异常收益率进行实证,并对新股发行定价机制等影响新股长期表现的因素进行检验。本文实证结果表明:
首先,新股在次新股阶段以及未来三年间无法获取超越同期基准收益率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整体而言,新股长期表现弱势;其次,在不同的发行定价制度下上市的新股在未来的表现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完全市场化定价制度以及参照同行业市盈率发行定价制度下上市的公司股价在未来的表现好于完全行政管制定价模式下发行上市的公司股价。这不仅意味着监管制度对于新股长期表现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学者早期对新股长期表现的研究为什么得出了强弱不同的结论;最后,代表信息不对称的指标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变化率、公司发行上市当月A股IPO数量以及代表投资者情绪的指标新股上市至开板日收益率、次新股阶段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均显著地影响了新股未来三年的表现。这说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对自身股价估值的行为,同时,投资者在新股发行上市时也存在非理性的交易行为,二者对新股长期表现的弱势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在新股长期表现问题的研究中,对于市场投资者近年来高度关注的次新股进行了收益表现的研究,更贴近于实际投资。其次,本文在新股长期表现的研究中,发现了发行定价制度可能会对新股长期表现有所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
不可避免地,由于研究水平有限,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影响新股长期表现的因素研究,本文得出的回归模型整体拟合优度一般,说明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这有待后续的研究与完善;二是本文选取了周度、月度的异常收益率作为衡量新股表现的指标,不可否认的是,这没有考虑到短期投资或投机者的需求。
此外,在中国A股市场中,投资者对新股狂热的追捧,引起了“IPO抑价”现象,但超低的中签率又使绝大多数投资者难以获取可观的“IPO抑价”。无法获取一、二级市场巨大价差收益的投资者便转而关注新股上市后的特殊时期——次新阶段,这又导致了近年来次新股的交易狂潮。
基于上述两个现象,本文使用2009年6月至2016年12月间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通过累计异常收益率(CAR)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中国A股市场中的次新股、新股未来三年是否存在超越市场平均收益的异常收益率进行实证,并对新股发行定价机制等影响新股长期表现的因素进行检验。本文实证结果表明:
首先,新股在次新股阶段以及未来三年间无法获取超越同期基准收益率的累计异常收益率,整体而言,新股长期表现弱势;其次,在不同的发行定价制度下上市的新股在未来的表现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完全市场化定价制度以及参照同行业市盈率发行定价制度下上市的公司股价在未来的表现好于完全行政管制定价模式下发行上市的公司股价。这不仅意味着监管制度对于新股长期表现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学者早期对新股长期表现的研究为什么得出了强弱不同的结论;最后,代表信息不对称的指标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变化率、公司发行上市当月A股IPO数量以及代表投资者情绪的指标新股上市至开板日收益率、次新股阶段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均显著地影响了新股未来三年的表现。这说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对自身股价估值的行为,同时,投资者在新股发行上市时也存在非理性的交易行为,二者对新股长期表现的弱势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在新股长期表现问题的研究中,对于市场投资者近年来高度关注的次新股进行了收益表现的研究,更贴近于实际投资。其次,本文在新股长期表现的研究中,发现了发行定价制度可能会对新股长期表现有所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
不可避免地,由于研究水平有限,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影响新股长期表现的因素研究,本文得出的回归模型整体拟合优度一般,说明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这有待后续的研究与完善;二是本文选取了周度、月度的异常收益率作为衡量新股表现的指标,不可否认的是,这没有考虑到短期投资或投机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