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为唐朝政权基础的“关陇集团”胡汉杂糅，初唐统治者没有过分强调华夷之辨。随着周边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不断归附来降，唐王朝必定要做出合理的安置，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胡汉相融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统治者自然是过多地强调华夷一体。但是这是以确保华夏民族及文化不受异族侵扰，胡汉融合朝着“汉化”而不是“胡化”的方向发展为前提的。因此，所谓的“强调华夷一体”更多地是要做出“示无外”的姿态而已。初唐时期的士人依然秉承着“华夷之辨”的观念，华尊夷卑观是初唐士人的主导观念，较少数士人则主张不事四夷。盛唐时期，唐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较量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加之频繁的民族交往使得唐人对夷族及其文化由陌生变得习以为常。此时唐人的心态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开放，他们接受并喜爱异族文化，一时胡风大盛。盛唐时期士人的华夷观也变得更加开放，他们在诗文中表达了“夷夏混齐”的观念。但是，盛唐开放的社会观念并不能完全杜绝士人“华夷之辨”的观念。安史之乱的爆发引致胡人对抗朝廷，这深深刺激了唐王朝统治集团。唐王朝开始对胡人军事集团采取防忌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夷夏大防的观念重新抬头。然而盛唐的开放观念作为一种日渐深入的社会意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此时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也没有急剧恶化，回纥政权还四次遣兵入援，助大唐扫平叛乱。唐人仇视的对象局限于安史叛乱的胡人军事集团，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华夷两安的状态。晚唐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各区域之间彼此分离，唐王朝的中央权力急剧衰落。此时周边少数民族也趁乱兴起，与唐王朝相对立，并不时地发动战争，威胁着唐朝的边境安全。一些士人对此极为痛心，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斥责少数民族。然而在内外俱困的情况下，唐王朝无暇兼顾内外。此外，长时期的胡汉杂居，大量的胡人逐渐汉化，晚唐时期的华夷之辨其实越来越弱化。无论是牛僧孺主张“先守身而后四夷”还是陈黯、程晏的华心观，他们都是希望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这与晚唐经济凋敝、战乱不断，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普遍心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