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放缓日益显现，依靠政策手段提振经济势在必行。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逐步增加；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态势看，我国有从“货币宽松”向“财政宽松”转变的趋向。财政扩张、货币稳健的政策基调之下，通胀压力初露端倪。　　为实现稳定通胀的政策目标，央行依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调控。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当前处在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过渡的转型期，然而学界对于货币政策规则“要不要转、何者最优”的问题仍存争议。两种规则在平抑政府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中的政策效果也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货币规则及其物价稳定效应、财政支出及其内在结构对通胀水平影响的文献。随后，本文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对于财政政策，传统凯恩斯主义下的分析表明，财政扩张通过提升社会总需求而影响物价水平；弱式FTPL理论下的分析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扩张下会被动地增发铸币税，以维持政府偿债能力；强式FTPL理论则表明即使没有货币当局配合，财政当局的行为也能直接影响到均衡价格水平。对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表明“按规行事”优于“相机抉择”，基于IS-LM框架的分析表明数量型规则对于来自实际需求方面的经济冲击效果更优，而价格型规则在稳定来自货币金融体系的冲击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四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以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通货膨胀对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响应方式，藉以比较不同货币规则的物价稳定效应。模型中，财政支出被细分为非生产性和生产性两类。前者计入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直接为家庭带来效用；后者形成社会公共资本，这一资本被企业无偿地用于生产中间产品。为控制货币规则这一“唯一变量”，我们对家庭、企业、厂商部门设定相同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和行为模式，而对货币部门分别设定数量型（麦科勒姆）规则、价格型（泰勒）规则和通胀目标规则。经参数校准，动态模拟的结果表明，数量型规则在面对政府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时能更好地实现平抑物价波动的政策目标，而价格型规则在平抑生产性支出冲击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胀目标规则的政策效果与价格型规则相仿。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政策态势和模拟结果，本文认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应斟酌权衡，妥善安排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货币政策规则应向“价格型”渐进转变；财政货币部门需进一步强化部际协调，建立沟通机制，以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