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话语的虚无主义植根于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作为一个工程则旨在摆脱中世纪唯名论革命所引发的危机,它有一个隐秘的神学核心。启蒙现代性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神学回答,通过人的自我肯定为人的幸福建立基础。但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试图回避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由全能的神的意志所预先决定的世界中,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被束缚的。启蒙运动将神从人、自然、神三者的领域中逐出,使人与自然牢牢并置在一起。所以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只是把它试图回避的问题转移,使之再度以新的问题出现,即在一个由自然原因的无穷序列的牢不可破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世界中,自由与人的意志是什么关系。只有把人或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神,才能解决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所以启蒙运动的一条思想线索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并且相信人是神；另一条思想线索则认为人仅仅是生活在自然必然性中的野兽,是由欲望和纯粹的自我利益驱动的运动中的物质,完全没有任何自由意志。虚无主义的发展史即是人类意志逐渐强化的历史,是现代性进程中第一条思想线索——将人视为神所导致的后果的历史：即人取代了神所占据的位置,人成为了自然的统治者,人的意志被认为是无往而不利的。德国作为现代化进程较晚的国家,在18世纪中后期经历了启蒙运动。启蒙和科学话语的强势进入威胁到了原本存在于德国的宗教体系和传统道德。因此,维护宗教信仰的哲学家弗雷德里希·雅各比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话语持批判态度,他用“虚无主义”一词来意指启蒙现代性所必然造成的对上帝、宗教启示的否定和人意志的神化。19世纪的俄罗斯也面临与德国相似的境况——先进的西方思想的输入造成本国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和国家、教会体系受到威胁。更为特殊的是,19世纪60年代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大多拥有教会背景,使得原本隐藏于现代性内部的宗教核心问题以异常激烈的方式显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觉察到他身处一个伟大的对话时代。与雅各比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维护东正教信仰和教会统治的立场上,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批判虚无主义和启蒙现代性,《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和《群魔》的写作意图都旨在驳斥虚无主义者一—即俄罗斯激进知识阶层所持的各种来自西方的所谓“进步”观点。不容置疑的是,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的文学创作为实践,旗帜鲜明地反虚无主义,认为俄罗斯的激进知识阶层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失去了与俄罗斯人民的联系；但在另一层面,由于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存在的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又深深地染上了虚无主义的色彩,甚至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发展,而这也体现在他所塑造的、旨在批判的虚无主义者却戏剧性地成为激发尼采反虚无主义思想形成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