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围绕贾宝玉、杜少卿的“叛逆”问题,力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与深入。笔者具体分四大方面加以论述。第一部分:关于贾宝玉、杜少卿作为“叛逆”者的界定。首先,根据现有研究中有关贾、杜“叛逆”分析的模糊界定,笔者认为某些论者认为的“社会批判说”,更接近贾宝玉、杜少卿的“叛逆”精神实质。这种“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批判的特点,与贾、杜切实所处的生存环境联系更为紧密。其次,根据辞书中关于“叛逆”的解释,本人认为“与公认的习惯或传统决裂的人”一条,较贴近贾、杜的“叛逆”,而“公认的习惯或传统”又具有时效性,决不能用“反封建”之类的话草率界定。最后,笔者提出贾、杜作为“叛逆”者的界定:①贾、杜的‘叛逆’是针对当时的时代、环境病症,并非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继承,而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传统文化失落的时代本身就具有叛逆意义。②“叛逆”者并不需要身上的每一点都“叛逆”,也不排除他们的缺点存在,只要在“叛逆”点上着力分析。③我们也不必强求“叛逆”者所采取的“叛逆”方式与“叛逆”程度,这是“叛逆”者的个体自由,与“叛逆”的精神实质无关。第二部分:关于贾宝玉、杜少卿对儒、道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分孔子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两部分论述。首先,本人通过对《论语》中孔子思想的细致揣摩,比较出孔子仁爱思想与贾、杜的异同,认为他们虽然在爱人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方式上有所差异,且难分伯仲。其次,本文从庄子的人格理想境界与处世之道两大部分,分析贾、杜对庄子思想的精神继承。其中,人格理想境界分两部分:①不求利己,但求自适。这与很多学者的“率性、任情、尚真”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再突出一下“不求利己”的闪光点。②精神凝聚,无心而为。庄子在动机上提倡破除成心,而非结果上的无为。贾、杜是因缺少常人的私心杂念,而有所作为的。处世之道分三部分:①庄子的不与统治者合作,是由于“天下无道”,因此他的超拔具有厚重的社会现实感,具有深痛的悲剧内涵。贾、杜也非对社会现实无所关注,只是入仕亦无济于世。②庄子在济世这点上与孔子并无二致,只是方法上与孔子不同,它反对提倡仁、礼,更讲求效法自然本真的处世之道。贾、杜的济世正是发自内心的,并非外在的约束规范所致。③庄子希求的是感化天下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在贾、杜的环境中仍归于失败。第三部分:历史的反思——清代士人人格精神的萎缩。《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书中为我们展现的男子的精神风貌,正是贾宝玉、杜少卿“叛逆”的现实针对性。清代士风颓丧的原因从宏观来看,清代的部族专制统治是造成清代士风颓丧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曹雪芹、吴敬梓具有不同的身世、处境,造成他们“叛逆”的对象颓废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前面所论述的大环境下,还要从清代“包衣”制以及八股取士制两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四部分:对贾宝玉、杜少卿的“叛逆”作出评价。第一,通过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不同,抨击“多余人”、“边缘人”这种说法。贾、杜的价值在给人类提供新的思考与人生模式的试探。我们不能期望人们效仿贾、杜的行为,但是贾、杜却可以为我们展现另一种人生,这是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是艺术化的人生,具有审美价值。第二,“叛逆者”在动机上决不是自私的,是为人类所进行的反抗斗争。贾宝玉可以玩弄他周围的女性,杜少卿可以通过征辟获取名利,但是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回顾孔子为人类的“仁爱”思想,庄子为人类的每个个体找回尊严的价值重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曹雪芹、吴敬梓为人类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真正闪光的思想是决不会被“叛逆”掉的,相反,会成为“叛逆者”揭竿而起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