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把马克思解释成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纯粹理性的,它和浪漫主义毫无联系,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使我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变得十分世俗和狭隘。因此,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入地领会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浪漫主义是交织着美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的一个混合体,本文仅从哲学的视角探讨浪漫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关系。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基本诉求是哲学必须诗化,即哲学与诗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超验原则乃是哲学与诗性智慧的契合点。马克思把追求人的完整性和全部丰富性作为自己的理论旨归,他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既看作一个受客观规律制约的“自然历史过程”,又看作一个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从而无限地趋近绝对价值尺度的超验过程。马克思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从个人存在的双重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视野出发,实现了理性与价值视野的统一和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作为一位有着诗人浪漫气质和禀赋的哲学家,马克思内心强烈的诗性冲动,在对理想与现实二律背反的抗争中,最终转向寻求革命的诗歌、未来的诗歌。从浪漫主义角度诠释马克思的理想,可以发现马克思把无产阶级革命比喻为创作诗歌的过程,共产主义是浪漫主义诗意的延续,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浪漫主义精神在性质上是哲学的,它以情感和爱做为精神原点,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和心灵安宁。浪漫主义的人性关切之意蕴,被马克思注脚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人本关切、寻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扬弃人的生存悖论,追求永恒与绝对精神等问题上,马克思都明显地受到了浪漫主义者(特别是卢梭、席勒等人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历史观中隐含着与卢梭所揭示的历史逻辑同构的基本框架,卢梭思想构成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实践辩证法的重要哲学史前提。在马克思语境中,实践本身所固有的敞开性自然地表达着生命原则和创造原则,这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与席勒“生命的敞开与创造”原则在精神气质上的根本一致之处。人的存在的普遍分裂是和谐状态的丧失,只有在追求统一性的过程中,人类才能诗意地生存。如何使人类重返完美和谐的“家园”,浪漫主义提出了三种途径：一是“回归自然”,二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楷模,三是使人类走上一条永无止境地接近“绝对”的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就是马克思所选择的道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就是为人类昭示的一条有限向无限的超越、向“绝对”无限逼近之路。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只有实践范畴才内在地包容了人的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分裂的可能性,而实践的辩证法意义,又使人在历史中不断地实现实际的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是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现实世界的追求,是浪漫主义追求的理性表达。从马克思最初对人和世界的关注,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可以被看作一个诗意追求的延续过程。无产阶级的力量,是现实的“诗力”。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是利用“反讽”手法,诉诸实践而不断成就理想人格、进入诗性世界的过程。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成为诗化哲学的历史使命,因为浪漫主义就是要确立一个诗意的人的世界,恢复人的神圣性。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普罗米修斯痛恨所有的神),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自白。“普罗米修斯情结”成为马克思的精神原点。马克思秉承了浪漫主义本体论的基本旨趣,如同“本体论的诗”,它要使一切都回归到一个无限统一的整体存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之关键就是浪漫派命令,即使人成为宇宙诗人,即创造者。马克思要寻求一首未来的诗歌,激励人成为未来的“理想人”、成为宇宙诗人。诗与哲学的结合是浪漫诗的命脉,施莱格尔提出了这种结合的途径即“反讽”。所谓哲学上的反讽,就是运用思维方法,即“精神体操”去认识世界、探索真理,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解决人的普遍分裂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哲学要实现“应然”和“实然”的和解,实现救赎的目标,必需的工具就是“反讽”——根据观念(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力求主客体的统一。作为“反讽家”的马克思给“反讽”披上的新面纱是“无产阶级”。哲学的世界化就是诗化现实,无产阶级的历史实践就是诗化现实。实践既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也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的实现方式。实践批判的“反讽”,立足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从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去揭示和扬弃人的悖论性存在,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人及其世界的存在。通过实践,“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对“现存在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任务”。实践批判的“反讽”,运用“从后思索”的方法,反思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揭示人的悖论性存在,实质上是彻底的辩证法的反讽方式。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实践即“反讽”,亦即彻底的革命,才能实现理想和现实、社会集体和个人生命之间的总体和解。马克思在生存悖论(人性分裂)的解决、历史观以及政治浪漫思想等方面实现了对浪漫主义思想的超越。浪漫主义提出的“救赎问题”坚定了马克思追寻人类解放之路的信念,但浪漫主义未能给出一条解决人的普遍分裂问题的理想之路。马克思则把浪漫主义的追求和现实的途径结合起来,以实践开辟未来,搭起“此岸”通往“彼岸”的桥梁,从而完成了逻辑上的合题。浪漫主义对自然状态的追寻,不过是诗意化的想象,而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自然”则是“自然历史”动态下人的自然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向未来的实际地敞开。“共产主义”则是人类“自然历史”本身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展现的结果。马克思秉承卢梭痛恨和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解放人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又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解决的途径,根本性地改造并超越了卢梭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浪漫主义针对人“当下”的生存现实,呼吁社会缺乏但又必需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从而揭开了现代性“文明”与“辉煌”的帷幕,唱响了现代性批判的序曲。与浪漫主义不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则是立足于实践的批判,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出发,从最原初性的基础上引申出批判的内在理由和现实力量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现实“感伤”的超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实践发展的历史。实践虽然是人现实的活动,但又是“与人俱来”的超验规定。人向未来发展的无限性,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实践的“生成性”。实践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内在地涵盖了观念(精神)和现实(物质)统一的可能性。随着实践向未来的无限敞开,人的真正救赎亦即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绝对”地解决。如果说浪漫主义借助于诗歌实现对人生“无限”和“绝对”的追求,马克思则借助于实践完成了人类社会对至善的历史追求。在此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称之为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实践批判。但是,浪漫主义未能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未能找到扬弃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生存悖论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主旋律”,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运动为扣人心弦的“剧情”,以人的普遍分裂的最终和解——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现代性批判这场“历史剧”的“落幕”。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斗争,人类历史的主体就会以其实践力量实现自我解放,从而实际地完成现代性批判。因此,共产主义的理想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作为马克思浪漫主义实践批判的逻辑归宿和历史完成,共产主义乃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