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也暂告一段落。此次刑诉法改动颇大，包括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不过，新刑诉法的效果仍然不得而知。本文以刑事诉讼中“权利与权力的配置”为着眼点，基于宪政的视角，审视刑事诉讼中的难题并反思刑诉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构造和刑事诉讼功能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刑事诉讼将呈现不同的关注点。宪政的要义在于“限制权力”。在宪政背景之下，刑事诉讼法更侧重于对国家公权力的规制。刑事诉讼的功能不仅在于追诉犯罪，更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基于对这样的刑事诉讼功能的认识，结合法律与政治关系理论、比较法理论，并采用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路，指出我国刑事诉讼存在两大难题——制度性难题和技术性难题。其中，制度性难题是更为复杂和关键的问题。无论是“使法必行之法”的商鞅难题，还是刑事诉讼结构问题，都属于制度性难题。本文立足于对刑事诉讼结构问题的分析，并提出破解刑事诉讼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权利——权力配置的重构。一方面，要对刑事警察权有足够的规制，要重新定位检察权，要实现中立的司法权的回归；另一方面，要认真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当然，刑事诉讼权利——权力的配置不仅仅涉及到刑事诉讼结构，也需要政治结构的支持。在制度性困境面前，一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制度性难题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畴，涉及到法律与政治间的关系。只有在宪政的背景之下，才能有效实现刑事权利——权力的重新配置，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法治化。在宪政的视野之下审视刑事权利——权力的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