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李锐等的《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2007-2016年主流网络舆情报道的全国食品安全事件达256287起,平均每天发生70.2起。因此,如何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采用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即地方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但是,已有的研究往往把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等作为研究重点,没有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区分开来,忽视了地方政府这个关键变量。如果不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区别开来,就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如,地方政府承担所有的监管责任是否合理?为什么地方政府宁愿冒着被问责的风险,违背中央政府的要求包庇保护本地食品企业?为什么地方政府经常制定食品安全制度却不落实?等等。因此,围绕地方政府负总责这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来探讨食品安全的供给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本文重点研究三个问题。(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合理性问题。本部分考虑产业集中度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分析了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合理性,并横向考察了美国以联邦政府的监管为主的协同式监管的合理性。研究发现:美国以联邦政府的监管为主的协同式监管与美国产业集中度高和州政府责任意识高的国情是吻合的。以地方政府为主且强调地方政府责任的地方政府负总责,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国食品产业小散乱差,以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较低的基本国情是吻合的。但是,地方政府负总责弱化了中央政府供给全国性食品安全的责任和能力。(2)利益偏好导致的地方政府放松监管问题。官员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偏好。本部分研究了利益偏好下的制度扭曲问题、地方政府与食品企业的合谋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监管意愿和行为的悖离问题。研究发现:官员的年龄和任期、现行忽视公众满意度的食品安全绩效考核体系,以及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激励等扭曲了地方政府的监管行为。地方政府和食品企业对损失的厌恶程度和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对合谋被发现的概率的主观感知等影响着合谋决策。声誉缺失、问责不力、社会主体的监督不够等导致地方政府和食品企业对合谋的感知收益大于感知成本。这是合谋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的认知短视导致了监管意愿和行为的悖离,使制定监管文件却不落实。(3)单一行政监管向社会共治的转变问题。本部分探讨了社会共治的必要性和治理方式,横向比较了不同国家公众参与的区别,实证研究了影响消费者投诉举报意愿以及食品企业自律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共治是弥补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产物。社会主体参与和食品企业自律是社会共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该根据基本国情合理制定公众参与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相关制度。作为社会共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意愿不高,且奖励力度较低和保密措施不完善等是显著影响因素。研究还发现,不同食品企业在自律上差异较大。行政处罚和财政补贴等行政措施,以及协会指导、媒体曝光等社会治理是影响食品企业自律的显著因素。本文的创新点可能是:(1)不同学者对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将产业集中度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纳入分析框架,从新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合理性,有助于为进一步厘清央地关系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纵向体制提供理论依据。(2)针对已有的政企合谋研究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上,忽视了博弈主体的心理因素的缺陷,本文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纳入到合谋监管博弈模型中,明确了博弈主体对损失的厌恶程度和对风险的态度等心理因素对合谋和合谋监管的影响,丰富了对地方政府和食品企业的合谋问题的研究。(3)在食品企业自律的研究上,已有的研究主要以二元Logistic模型为主,忽视了不同企业在自律上的程度差异,本文用食品添加剂规范使用行为数量来反映企业自律的程度差异,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展开研究,实证分析了影响企业自律的显著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由于作者的水平和时间有限,本文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政府信息公开不足的原因,数据来源有限,以及指标选取的争议性等导致实证研究不充分,且结果难免具有争议性。此外,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问题,但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研究,因此结论尚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