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廖平在1912年以前的“经学改良”的现实意图而展开。本文作者坚持“写作即行动”(Writing is doing)的原则,且将他在此时段中的论述划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中,廖平接触到当时流行的“汉学”。而从光绪六年(1880)开始,他便对繁琐的经学考据失去了兴趣,而好言经学的大义。而他寻求经学里面存在的系统,正是要现实“通经致用”的抱负。因为,只有在经书当中找到了一套政治制度的大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对当下体制的大变革。后来他竟然以《王制》为群经总传,便是认为这套由孔子创设的制度远比《周礼》优越。而《周礼》正是当下制度设立的主要参照。在第二个阶段当中,廖平便感受到了因其经说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政治运动更让他认识到,他必须调整对于经学的论说。因此,他开始将自己的经学论述比喻为“兵战”——向西方传来的宗教及其经学的攻战。因此,他一方面重新整合经书谱系,另一方面对于经书所提供的旧知予以新的诠释。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愈加相信,经书永远该居于共同知识库的核心,而且永远不能成为史书,却能源源不断地为提供恰当的知识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