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发展壮大、实现“多元化”和“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一直备受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2015年的“互联网+”计划指出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金融开启了产融结合的新生态。《中国制造2025》更是强调要实现“制造强国”梦,必须要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支持制造业企业集团进行产融结合,扩宽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产融结合正在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从2007年到2014年8年间,沪深两市共发生了1255起产融结合事件,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有581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850例产融结合,平均每家公司持股了1.5家金融机构,进行产融结合的公司数占到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22.23%。然而国内外的实践告诉我们,产融结合的协同收益与协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德隆危机”就是我国产融结合的典型失败案例。我国的产融结合是否会给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风险?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这一风险的影响如何?不同特征产融结合(持股比例、持续时间和持股类型)的风险是否存在差异?导致企业选择退出产融结合的原因有哪些?这些都成为了我国产融结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论文针对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制度环境、产融结合和企业风险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论文对产融结合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包括理论依据和动因、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以及风险等方面。国外学者对产融结合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其既有理论框架和和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制度环境;国内研究方兴未艾,但多侧重于理论分析而实证检验较少,实证研究中对产融结合的经济效应研究多而风险研究少,对比不同特征产融结合风险的研究就更少,特别是对产融结合退出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此外,国内现有研究多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视为同质的,较少考虑环境因素对产融结合风险的影响。第二,论文引入了现金流波动性来衡量产融结合给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的风险。产融结合能够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拓宽融资渠道,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时,管理者很有可能利用这些资金来满足控制权私利,出现过度投资等机会主义问题。一旦融资渠道收紧或者投资没能获得预期收益,就会造成资金链的断裂,进而挤占或挪用主营业务的资金,用来弥补投资亏损或是偿还债务,使核心经营业务出现问题,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大幅波动。论文选择了2008~2014年的1301个上市公司产融结合样本,按照母公司总资产、年度、持续时间和行业进行了1:1匹配,样本总量为2602。通过实证分析论文发现,和未实施产融结合的企业相比,实施产融结合的企业现金流波动性,即企业经营风险更大。研究还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少,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的现金流波动性就越低,其中金融市场化水平对产融结合风险的降低作用最为明显。第三,论文探讨了不同特征下产融结合风险的差异。通过对2008~2014年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股权比例低于10%时,持股比例与产融结合的风险正相关且显著,即比例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大;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这一特征与企业的经营风险仍然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即风险得到了缓解;当持股比例高于40%时,持股比例与产融结合的风险负相关且显著,即比例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小。研究还发现产融结合的持续时间与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即与金融机构的磨合时间越长,产融结合的风险越能得到缓解。持股不同金融机构的企业其回归模型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低持股比例(小于10%)的情况下,持股保险公司的企业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最大,即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大;在高持股比例(大于10%)的情况下,持股期货公司的企业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负最小,即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小。最后,论文探讨了产融结合的退出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2008~2014年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这6年间,沪深两市共新增产融结合事件674例,而退出产融结合事件则达到了361例,占到了新增事件的53.56%,退出比例较高。论文利用Logistic回归发现,企业的每股收益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协同费用率越高、产融结合年限越短,即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越差,与金融机构的协同越无效,企业越有可能会选择退出产融结合。产融结合作为企业关注的热点投资策略,能够帮助企业建立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良好关系,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以及获得协同效应,但同时也会给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风险,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大幅波动。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和积极效应相比,产融结合的风险在实践中占据了上风。在政府出台“互联网+”、“制造强国”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积极推进和加快产融结合进程的情况下,企业应当结合自身情况谨慎决策,避免盲目跟风,将产融结合视为企业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提高持股比例和持续时间,并选择恰当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从而降低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论文以产融结合的风险为切入点,研究了制度环境、产融结合和企业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补充和丰富了产融结合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结论能帮助企业更清楚地意识到产融结合是一把“双刃剑”,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产融结合风险的防范;还能帮助国家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和监督体系,以促进相关政策的积极推进和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在产融结合即将进入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阶段的形势下,关注企业制度环境、产融结合和企业经营风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