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向世界讲述着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然而,经济的飞跃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日渐严重的生态危机向我们发出预警。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必要将生态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范围中来,并广泛汲取国内外有益成果为我所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从多个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为视角,重点聚焦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性。总结欧美国家在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多维度视角,探寻可供我国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借鉴的启示。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概述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展开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研究的必要性,并列举阐述国内外在此方面的研究现状,为本文接下来的写作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较为全面的界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内涵,并以此谈及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普遍认为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加之以异化消费、生态殖民主义、无政府的绿色主义共同催化的结果。而这些恰恰与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相呼应,将二者结合,寻求生态问题成因,既丰富了国家生态治理能力体系,同时也赋予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内涵。第三部分,重点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分析欧美国家生态治理的成功范例。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所在。本文从生态马克思主义五个维度出发:1、意识的能动作用;2、“自然极限”的角度;3、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4、以佩珀为代表的“新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红绿联盟”;5、生态民主。对欧美国家生态治理实践的深入分析,试图探索其对我国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的启示意义。第四部分,阐述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国家生态治理能力具有的启示。作为对全篇概述性总结分析,这一部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国家生态治理的特性,与第二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生态治理的必要性理论支撑相对照,同时将第三部分欧美国家的实践性成果包含其中,从中总结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国家生态治理能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