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合理性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根据合理性一词的来源分析,将合理性视为一种同时兼有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评价性标准。也就是说,对科学合理性的考察应从自然与社会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历史上的科学合理性模型都只是从其中一个维度去考察合理性模型,故评价起来便有失偏颇。本文重点是力图勾画梳理出科学合理性从逻辑主义到社会建构的一条内在发展线索,突出科学合理性是如何发生社会学转向,及社会学转向中传统科学哲学家与强纲领SSK之间的合理性之争,并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同时兼有自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实践合理性能摆脱以往合理性模型缺陷,真正代表着科学合理性发展的新方向。　　 自从科学哲学诞生以来,最早出现的科学合理性模型应该是逻辑合理性模型,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包括归纳逻辑规则和演绎逻辑规则。根据科学哲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该逻辑合理性模型又可分为静态的归纳逻辑合理性模型和动态的演绎逻辑合理性模型。　　 前者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创立,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区分两种语境和两种语言模型后,在辩护语境中再依据感觉材料、中立的观察术语和对应的逻辑规则系统(概率归纳逻辑)逻辑地重构符合归纳方法论的科学合理性,心理、社会等因素完全剔除在外。但随逻辑实证主义的后期发展,这种静态的归纳逻辑合理性模型所倚靠的经验证实原则是不可靠的,即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模糊不分,逻辑法则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约定主义语言框架,逻辑实证主义刻意回避的社会因素如幽灵般总挥之不去。　　 后者是由波普批判理性主义所创立,波普看到上述这种静态的归纳逻辑合理性模型之根本困难,决定反其道而为之,提出一种以证伪原则为核心的动态演绎逻辑合理性模型,而这种动态地研究合理性模型的做法开了历史的先河。尽管波普反对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二分法,但他这种动态的演绎逻辑合理性模型仍然希望保证经验证据对理论评价的基础作用,对基本陈述采取了约定主义的策略,约定基本陈述是真实可靠的,但不涉及理论层面。而这种对基本陈述采取约定主义策略的做法无疑同样把潜在的社会因素又引进了他的合理性模型。因此可以说,这两种逻辑合理性模型无法摆脱其潜在的社会因素之纠缠。而迪昂—奎因命题则进一步动摇了逻辑合理性模型,这都为后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称SSK)的相对主义合理性模型埋下了萌芽的种子。　　 在上述背景的酝酿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分别将历史、价值和概念的相对性等非理性因素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真正引发一场科学合理性的根本危机。库恩倡导一种羞答答的历史合理性模型,该合理性模型表现为两个命题:不可通约性命题和稳定性命题。　　 紧随其后,SSK抛弃库恩稳定性命题,却对不可通约性命题大加赞赏并进行激进解读,把科学合理性视为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相对主义意义上的不同合理性,并用强纲领社会学模式来为SSK这种合理性辩护,而这与传统哲学家倡导一种基础主义的逻辑合理性相对立。由此引发一场传统哲学家与强纲领SSK的合理性之争。这场合理性之争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路线是针对强纲领倡导的对称性和相对主义知识观；另一条路线是针对其社会学的科学主义僭称。随这场争论越演越烈,20世纪末爆发一场科学卫道士联盟一方与建构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联盟另一方之间的科学大战,这场科学大战进一步促成了科学哲学与SSK的合流。　　 在上述合流趋势下,从SSK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后SSK代表人物安德鲁·皮克林、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林奇和伊恩·哈金另辟溪径地从操作性语言描述层面而不是表征性语言描述层面倡导一种实践科学合理性模型,即把科学合理性视为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在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实践过程中冲撞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在科学实践的历史与时间中生成的东西。这种实践合理性具有瞬时突现性和后人类主义特征。　　 本文认为,科学哲学史上的逻辑合理性、羞答答的历史合理性和SSK意义上的合理性都是偏向自然或社会一极,而实践合理性同时兼顾了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这代表着科学合理性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