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经济思想，他强调求利是人的本性，同时也不忽视“义”对于利的指导作用，形成了其辨证的义利观。司马迁十分崇尚“义”，并把“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与行为规范。他认为“义”具有不可估量的、崇高的内在价值，是评判是非的主要准则。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司马迁认为正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无穷欲望和不懈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在上述义利观的指导下司马迁形成了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独特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对治生或富家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致富之术，认为商业是迅速致富的有效途径。司马迁重视总结市场规律，主张从个人财富和能力的角度进行职业选择。另外，关于致富之后如何“守财”的问题，司马迁主张将经商所得资本转向农业，购买土地，因为商人靠经商致富，致富比较快；致富后购买土地，守富比较牢。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地主靠地租剥削取得财富，没有从事商品经营所具有的经济风险；同时，这种剥削关系是封建经济下的本质关系，是受到封建政权重点保护的，因而更少政治风险。这一“守财之道”的提出显示着商人治生之学向地主治生之学转化的历史条件已渐趋成熟。 司马迁不但在中国古代“治生之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也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善因”论。他在自己一贯肯定求富活动的思想基础之上，强调富家具有合理性，并把富家和富国统一起来，从而使他的富国之学与富家之学形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思想体系，成为他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 司马迁吸收了道家治国必须“法自然”，实行无为而治的思想，综合先秦至汉初的其他学派的学说，融会贯通，在宏观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善因”论。该理论反对封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主张放任。司马迁认为求富是人的本性，国民经济各部门会根据价格的波动自发调整。司马迁认为应全面发展农、虞、工、商各业，以增大人民的“衣食之原”。同时，分析了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强调开发西部。因为西部地区的发达对于关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其历史价值都远远高于其之前的老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也高于其同时代的贾谊、晁错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