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高晓声绝对是一个不能不说的存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分量的作品，更是塑造出了像“陈奂生”、“李顺大”这样一批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在不同的时期，评论界给予他的评价前后却有着巨大的反差，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的。79年高晓声重返文坛之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政治对文学的禁锢也随之冰释，高晓声对农民命运的书写打破了十七年来的文学“禁区”，成为反叛“文革”的重要标志；同时高晓声对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国民心理特征的深刻剖析,恰恰契合了新时期的“启蒙话语”的主流思潮，被称赞为是新时期的“鲁迅”。85年之后，“现代派”的强势崛起，文学“向内转”的趋势，一方面使得高晓声这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生存环境不断地被挤压，最终走向边缘化；但是同时评论界又开始关注高晓声创作的其他方面，不仅高晓声的“现代派”小说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更开始探讨高晓声小说作品内部的审美特点，但是这些都不足以遏制高晓声逐渐被边缘化的态势。20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而来，精英文化的消解，底层文学的兴起，使得曾经的“农民作家”高晓声再一次被评论界提及，但是这次人们似乎要颠覆以往80年代给予他的那些经典性评价，对高晓声反而是批评大过赞扬。一些评论家指出高晓声小说创作中的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农民代言人之间有着惊人的悖论，以至于他的精神始终游离在乡村文化之外，无法在农民小说上更近一步。一些底层的评论家对高晓声的批判更加严厉，认为高晓声在后期已经远离了农民，在本能上不愿为农民讲话，他的国民批判更是一种滞后的值得反思的批判。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一位作家并理解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单单看他的文学作品是不行的，必须要将他放在他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场域中，才能更深刻的理解作家的意义，同样的我们对于高晓声的理解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