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的出现,作为人类技术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本身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方面是积极的生产性的——核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更为深刻和醒目的却并不是核能量“善”的一面,而是核能量“恶”的一面:那毁灭性的“核爆炸”、那攸关生死的“核泄漏”“核污染”、那惊心动魄的“核扩散”“核恐惧”。作为人类技术理性的终极性标的物,核似乎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福音,相反带来的却是噩耗。在这个时代,艺术、教育、哲学甚至政治等等似乎都笼罩在“核之恶”的阴影之下。显然,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这是一种新的文明范式生成的时代——核时代。而核时代的到来,逼迫人们不停地进行反思:反思这个时代、反思这个时代的人、反思这个时代的哲学与宗教、反思这个时代的历史与政治、反思这个时代值得反思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哲学家芝田进午对核时代做了初步的哲学审视,创造性地提出了“核时代新哲学”概念,并从和平学、历史哲学与反核大众运动哲学三个层次构想了核时代新哲学。同时,他认为核时代新哲学应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形态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作为“核时代新哲学”来展开自身。因为在他看来,核时代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也许是最后一个时代——对人的存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历史甚至所有实践活动方式等都提出了新要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好契合核时代的这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好在实践、历史与社会这三个层面很好地回应了核时代的所有这些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正是“核时代精神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在核时代依然具有在场性。无疑,这对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历史与未来等重大时代命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