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内有着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中枢和金融体系内最重要的信用中介。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的下行,叠加当下“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和内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内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资产率呈现持续“双升”的趋势。本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国家战略和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及流动性的诉求,如何有效处置不良资产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良资产证券化被认为是处置不良资产行之有效的市场化方式,但是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所呈现的风险也值得我们警惕,其风险不容忽视。因此本文选取疫情期间发行的信用卡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惠元2020-1”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产品信用风险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接着通过对不良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的分析梳理了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的来源,包括基础资产池、发起人和第三方机构三个方面,其中基础资产池风险是产品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通过对信用类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特征的分析,发现其信用风险对宏观经济变化更为敏感,这在本文后续对产品信用风险度量时得到了验证;对四种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从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选择KMV模型来度量“惠元2020-1”产品的信用风险。接下来对“惠元2020-1”基础资产池、发起人和第三方机构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最后,基于修正的KMV模型对产品信用风险进行度量,将“惠元”系列产品发行说明书提供的中信银行不良信用卡债权历史回收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以疫情发生时间作为时间节点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通过模型对产品预期违约概率的测算,得到了如下结论:在同等条件下,疫情后产品的预期违约概率均大于疫情前;在产品到期期限较短的情况下,优先级证券信用风险很小,符合评级机构对产品的评级;产品发行规模、预期基础资产池回收率都会对产品违约概率产生较大影响,据此应合理确定发行规模并加强对基础资产池风险的控制。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为此应做好基础资产池风险控制,加强信用增级措施的应用,推广应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对冲风险并且不断完善市场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