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但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农村日益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模式与相对封闭的治理模式之间的不协调目益显现，社会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乡村治理问题研究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而变得更加热烈，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主要缘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之下，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学者们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拓展了研究视野，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一方面，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进行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反过来成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另一方面，这些出自各个学科的理论成果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但通观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现有成果，笔者认为，还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学者们多以对立的视角来审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对乡村治理转型的理论模型设计上，主要是以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为分析主线，侧重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进行乡村治理改革，而忽视了乡村社会内部的能动性和农民的自主性。第二，学者们在分析乡镇政府现存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偏颇，致使很多模式构设尽管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行，缺乏现实操作性。第三，学界有关乡村治理改革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要么是对乡镇基层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换的探索，要么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及其现存问题的研究来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而鲜见将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对乡村问题进行探讨的学术成果。第四，静态分析较多，动态研究较少；现象描述概括的较多，具体如何操作则较少。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只见“国家”，不见“社会”；只见“传统”，不见“走向”的研究倾向。　　 基于此，本文认为实现乡村各力量的多元共治是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并将研究主题定为“多元共治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以期寻求一个能够回应后税费时代挑战并适应当下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合理有序的乡村治理的模式。　　 我周长期实行的控制型乡村治理模式因其固有的局限性，无法满足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在乡村公共事务日渐复杂化的态势下，政府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发生政府失灵现象，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乡村公共问题，政府不应再是乡村社会公共问题的唯一治理主体。应在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下，根据一定的规则对公共权力进行重新配置，使农民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特别是农民能够成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元。这样，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治理主体在集体联合行动过程中，为应对公共问题，通过相互支撑，资源互补，积极寻求主体间的合作来达成共同目标。从而建立一种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治理模式，要求政府组织与农民组织共同管理乡村公共事务，发挥农民治理乡村的积极性，实现乡村治理中各层级主体的共同期望，成为一种多赢的模式；新治理模式意味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和调整，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自治、自主管理的秩序与力量，这些力量分别作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围绕着特定的公共问题，按照一定的规则，采取的灵活的多样的具体行动组合，寻求高绩效的公共问题解决途径。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就是多元共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多种主体相互依存，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合作，共同管理乡村公共事务，通过“参与”、“谈判”和“协商”等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实现一种良好和谐的乡村秩序。为构建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要求的多元共治模式，本文重点从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治理理论是各国政府试图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实现社会良好绩效所采取的一种新的理念，其特点是政治色彩日益淡化，公共管理色彩逐渐浓厚，并成为当今各国管理变革的核心思想，为现代国家与地区实现治理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对于实现我国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转型，为乡村治理变革指明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指导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在政府失败之处相应的放弃政府的治理，尊重和促进社会的参与，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就本文论题而言，需要考量社会力量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或者，乡村社会各主体在乡村治理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二是指导处理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治理理论强调非政府组织日益重要的地位，鼓励相关主体来分担传统政府的职能，主张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在治理过程中应发挥各自优势，良性互动，展开合作行动，形成伙伴关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三是指导定位基层政府的角色，乡村多元主体的参与不是对政府功能的替代，而是对政府的有益补充，它和基层政府是可以共存的，政府在一些公共领域依然需要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现实的困境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实现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严格民主行政和阳光行政，这是践行基层政府服务者角色的关键，也是实现良好乡村治理绩效的前提。　　 第二，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离开了农民的乡村治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农民的治理能力却受到了大量的质疑，“善分不善合”是很多人对中国农民的基本印象，经济学也常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农民行为并长期陷入农民“理性”与“非理性”之争。这样的农民是无力对其家园--乡村进行治理的。本文认为，简单地认为农民善分还是善合、是理性抑或非理性的都是不可取的。农民有其特殊的行为逻辑，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能够简单地依据他们是否会追求利润还是谋求生存来划分，中国农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农民又有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农民集生产、消费、积累、社会角色于一身。正是农民行为、角色的复杂性，农民表现出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特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行为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变化了的农民行为对乡村治理带来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农民是乡村治理绩效的首要影响因素。在讨论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时，必须注意，不管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市场经济下的乡村社会，乡村精英都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乡村社会还有一支特有的治理力量--“第三种力量”。这些精英力量是影响村庄治理的重要因素。　　 第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如果没有组织，农民就会掉入“原子化”、“马铃薯”的陷阱。农民的组织化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生性农民组织能否发展起来。因此，政府-要更新那种视农民组织为革命或造反组织的传统观念，不必忌讳农民自我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力量的强大，关键要正确定位农民组织的成员构成及其宗旨。二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层面划清理事会等农民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边界。同时要求乡镇以上政府从大包大揽中抽身，着力解决好那些具有很强公益特征，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单个农户、单个村庄和市场机制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事情。当然，我们要看到，农民自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很不完善，面临着很多发展中的问题。　　 第四，村民自治是为弥补国家在农村的管理不足而设立的农村管理形式，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实施的组织载体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可以说功不可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逐渐完善，村委会的功能渐趋合理。但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村委会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需要逐步加以完善。相当多论者认为，村委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其现实运行超越了制度规范，特别是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承担了太多它不该也不能承担的职责，也即是说，从制度规范的角度看，村委会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只是现实运行中，乡村干部们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规定，“歪嘴和尚”们把好“经”念坏了。但我们认为，村民自治及其载体村委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因为制度规范。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法律规定不严谨，法律规定相互矛盾等。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严谨，村委会的现实运行就不断突破法律规定的原有设置，政府对它的要求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面目，使村治逐渐演变为“政治”。因此应通过提高村民认识，转变政府理念;明晰村治法规，理顺两种关系；准确定位村委会职能，还原村委会自主性；强化村委会自治性质，提升村委会服务能力等措施，以回归村委会在乡村治理中的本来角色。　　 第五，政府因其掌握着国家公共资源的优势地位，依然是乡村治理绩效优劣的关键，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而有效政府的前提必然是政府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镇政府须明确应以何种角色介入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既能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又能使乡村社会充满活力，自主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是乡镇政府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责，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基本条件。在我国农村，几乎所有的公共品供给都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农村公共品总量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既有乡镇政府没有尽职尽责的问题，更有宏观体制的因素，乡镇政府无力无钱提供乡村社会所需公共产品。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政权体系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低下，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财政困难等因素影响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发挥，乡镇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其方向是：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精简机构、撤乡并镇，提高乡镇政府行政效能；建立公共财政支持乡镇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化解乡村债务，以实现乡村善治。　　 第六，在对乡村治理诸力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发挥这些主体的综合力量进行研究，并提出乡村多元共治新模式。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共治权的双向互动，主张政府对于社会的需求给以积极回应，鼓励公民对公共问题的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推进多元主体之间合作精神的生成，力图通过民主协商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治理状态。在乡村治理的公共场域内，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共治和民主合作，离不开乡镇政府对自身的有效规制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离不开农民参与渠道的畅通和政府有效的回应机制，离不开农民组织的充分发育与良性运转。而从更具根本性的层面看，国家的制度性保障则是实现乡村合作共治的关键所在。要实现和谐发展，就要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可以说，多元共治、民主合作是走出当下我国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需要。　　 乡村治理作为一项涉及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社会变革，在其推进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重组，社会矛盾也将随之产生。在这一背景下，以乡镇政府一元管理为主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乡村治理变革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只有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之间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实现协调互动，合作互补，发挥多元主体的资源优势，规避各自固有缺陷，才能应对后农业税时代与新农村建设的挑战。缺少任何一元的乡村治理都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