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近代中国宏大的图景中，工人占人口比重较小，但其在政治蓝图具有特殊地位，使得国共两党对工会的控制权的争夺颇为激烈。辛亥革命后日益成熟并向社会运动转型的工人抗争事件，进一步显示了工人群体所具有的政治潜力。有别于晚清政权与军阀将工人力量视为“破坏者”加以限制，国共作为新生的政党，尽力将这类不断增长的势力纳入其政治视野内，对工人群体进行政治化的“阶级意识和身份”的塑造，以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国共两党为了对上海工人进行阶级塑造，分别从组织再造和政治规制方面进行合作，确立了政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伴随着国共两党竞争的加剧，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以制定“转向农村”离开上海的政策，宣告激进工会政策的失败。国民党则留在上海，以“劳资协作”和“防共”为政策，对工会组织进行整合与控制，但其劳资合作的政策左右摇摆不定，难以令工人群体服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国共两党在该市的力量都被削弱。在外部强控制力消解和工商业的“孤岛繁荣”背景下，上海工会组织的自治得以充分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调整其原来的左倾激进工会政策，高举民族主义救亡的“道德大旗”重返上海。中国共产党通过巧妙的运作，促使左翼的阶级斗争文化逐渐成为上海工人政治文化的主色调，并重新构建上海基层组织，为日后夺回工会控制权做准备。抗日战争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都加强对上海工会基层权力的争夺。最终，共产党以巧妙的宣传策略与得当的组织策略，赢得上海工人的信任，并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最后胜利。本文立意研究国共两党对工会控制权争夺与重构，重点考察1921-1949年间国共两党对上海工会控制权力的争夺与博弈情况。研究国共两党是如何从最初的合作完成对上海工人群体的“阶级身份”的政治化塑造，到党派竞争加剧导致合作破裂后对上海工会的控制与组织建构的争夺与重构，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上海工会中两党的激烈博弈。本文展现了国共两党在对工会的分化、整合与控制的动态过程中，两党是如何对其工会策略的得失进行调整，从而决定上海地区基层工会控制权的最终归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