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规模稳步上升,海外投资合作成果丰硕,但要看到的是,国内企业“走出去”依然面临一定的困境与压力。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制度同质性差异过大以及部分国家政府及媒体的错误解读,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及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中仍然存有疑虑;另一方面,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完善、投资环境较差,加剧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这些问题都超出了海外投资经验还不足、投资能力尚待提升的中国企业个体的承受范围,因此要更好推进我国对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国家必须为投资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和帮助。高层互访,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外交活动,一方面能通过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能为企业争取投资机会与投资保障,降低不确定性,是母国政府运用政治影响力帮助企业顺利进入一国市场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认为密切的高层互访能够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本文首先总结已有文献中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双边政治关系及其他因素,重点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下,总结出高层互访可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产生的政治权利扩散、非正式制度安排上的增进相互理解两个方面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其次从总体规模变化、地区分布比例及变化、行业分布比例及变化三个角度概述我国近年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在实证研究上,采用扩展引力模型,以2010年到2018年我国对3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高层互访对投资的总体及异质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高层互访显著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第二,按领导人访问的方向划分,我国领导人对东道国的出访显著促进对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但东道国领导人来访的作用不显著;第三,领导人级别不同,高层互访影响效果不同。元首级别的外交访问促进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而其他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外交访问显著促进直接投资的发展。最后,本文就在高层政治外交活动中,如何合理利用外交资源、优化外交结构提升“一带一路”认可度,促进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