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将“四化”协调发展摆在了经济社会建设的突出位置,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近年来,我国“四化”建设快速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但“四化”不同步,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因此,为了认识发展现状,找出解决办法,对地区“四化”协调展开综合评估、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收敛性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发展意义的课题。本文首先根据相关原则,构建出了地区“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各省“四化”子系统历年发展指数,并根据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出了“四化”综合水平、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得到了各省历年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指数和协调发展度指数,并进行了协调等级划分。发现“四化”子系统发展不平衡,工业化水平最高,城镇化其次,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各地区“四化”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协调等级持续提升。东部的协调水平一直全国最高,中、西部则交替领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引领全国发展,2012年已进入到高级协调阶段,贵州则较为滞后,落后于其他省市的发展。协调发展度等级分布逐渐由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化,呈现出两头尖中间大的状态。其次,根据空间相关性研究方法,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得到全局Moran’sI和Geary’s C指数并进行Z检验,发现历年Moran’s I指数均大于0,Geary’s C指数均小于1,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空间正相关明显,各地区“四化”协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计算局域Moran’s I指数和Getis-Ord G指数,并绘制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和冷热点图,发现“四化”协调东高西低,层级式格局明显。高值核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和长三角两大区域,低值核心主要集中在西南诸省,形成双高一低相对的结构。总体上,高水平区少,低水平区多,全国整体以低值集聚为主,但有向高值集聚转变的趋势,但过程略显缓慢。再次,针对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国范围的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四化”协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水平、国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创新、教育投入、卫生事业发展和节能减排均显著促进“四化”协调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交通设施和社会保障的系数则不够显著,在当前并未起到有效促进的作用,能力尚待发挥。东、中、西部的对比分析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均显著为正,空间正相关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卫生事业发展、节能减排在三大区域均显著为正,是共性的促进因素。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国际贸易在东、西部,科技创新在中部显著为正,反映了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促进能力的差异。第四,采用6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检验方法对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全国和三大地带内部,变异系数CV都处在不断下降中,表现出明显的6收敛。其中,东部的收敛速度最快,中部其次,西部最慢,东部和中部快于全国,西部则慢于全国。p收敛中,收敛系数显著为负,全国范围存在绝对p收敛。在考虑了地理位置、生产能耗和科技创新等外生控制变量后,条件p收敛同样存在,各地区将收敛到自身的稳态。三大地带内部也都存在显著的β收敛,俱乐部收敛现象明显。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本文从加快“四化”短腿发展,加强地区间合作,夯实经济社会基础,强化制度创新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