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融资在融资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中国等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债务融资是公司获取外部资金的重要手段。以近三年中国的债务融资情况为例,2015-2017年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分别为138.14万亿元、155.99万亿元和174.6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为92.75万亿元、105.19万亿元和119.03万亿元~1,近三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由于债务融资是企业融资的重要部分,如何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务融资一直是学者和企业家们的关注重点。国内外的学者们将研究代理问题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联系作为主要方向,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公司内的股东和管理者有通过资产替代行为牺牲银行等债权人利益以获取个人私利的动机。Shleifer和Vishny(1997)指出,股权集中公司的公司治理更多地表现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侵蚀的第二类代理问题。Shleifer和Vishny(1997)、Johnson等(2000)研究发现为了获取控股权,大股东会通过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或其他掏空方式实现利润转移,侵害中小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众所周知,在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公司普遍存在强势的一个或多个大股东,大股东控股虽然可以减轻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代理问题,但会加大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而且在股权较为集中的地区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矛盾已经远大于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矛盾,尽管已有文献发现股权集中会对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但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在同一大股东还是多个大股东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之间是否存在区别。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股权制衡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依据,以2008年-2017年主板上市的非金融行业、非ST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文献综述法和实证研究法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同时综合考虑到中国企业内控制度发展不均衡和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加入衡量公司内控质量的迪博指数交互变量,以及将样本公司按照产权性质划分后进一步进行分析。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了以下五个结论:(1)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即公司的多个大股东程度越高,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2)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所获取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会增强公司多个大股东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性,即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多个大股东间存在互补效应。(4)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多个大股东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5)多个大股东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边际效应影响递减,即多个大股东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随着多个大股东程度的增长而降低。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存在紧密联系,内部控制质量与多个大股东间存在互补效应,这些研究结论一方面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设计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另一方面对监管部门监管债务融资市场提供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