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起,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开始从自上而下的社区管理向多元协商共治的方式转变。在早期,社会组织是参与社区协商共治的主要社会力量。但因现有管理制度的束缚和制度设计不足的制度困境,因依附于政府并缺乏专业人才的资源困境,以及因权力争夺和组织利益相异而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困境,社会组织往往难以在社区治理中有真正的参与,并发挥相应的居民组织和社会培育作用。从2010起,规划单位成为了社会组织之外参与社区治理的另一重要主体,从社区空间的治理入手着手进行社区营造,试图培育社会居民自下而上参与街区更新等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社会组织不同,规划单位进驻社区在制度、资源和关系等方面都有街道或更上级政府给予的初步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规划单位参与的社区治理会有怎样不同的特点,是否能有效进行居民动员以形成真正的多元协商共治,是本论文关心的主要问题。针对规划单位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困境及其原因这一主题,本论文采取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以规划单位B参与C街道的社区治理作为具体案例。笔者以规划单位B实习生的身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主要运用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访谈等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研究发现规划单位B参与社区治理是以空间改造作为抓手,建立了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高校和企业在内的多元协商模式,尤其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尽管规划单位B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较强的组织独立性,但其在社区治理中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同样的困境,即面临着居民动员的失败以及与社区居委会的冲突,很难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多元协商。本论文尝试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规划单位在微花园改造等具体的参与实践中遭遇的上述困境进行分析。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资本定义为组织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与关系网络,尤其是指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积极分子团体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在社区日常治理中的作用表现为,社会居委会利用其与社区积极分子群体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来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居委会为此花费巨大的精力来维系和发展积极分子群体,也即是其社会资本。在规划单位B参与的社区治理中,一方面通过居委会动员的积极分子依照自上而下的行为惯习而配合式参与,使自下而上的协商变成形式;另一方面绕过居民会的自主居民动员,又因对居委会的社会资本造成冲击而导致了居委会的反对与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