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村村民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调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并非语言本身的特质所导致,而与社会因素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李村村民语言变异的具体原因,我想大概主要有如下几点:　　1、农民进城打工者的增多。　　8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户口制度的放开。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据2001年笔者调查统计,李村25岁到35岁的村民中曾(或正)外出打工的村民占80％,在17岁到25岁进城打工率竟在95%以上。年轻一族与城市间的直接接触,他们的语言不可能不会受到城市语言的影响。　　2、大众传媒的影响。　　李村278户人家100%都有电视机,新闻联播、电视剧等电视节目一般都是规范的普通话。无可否认,这种传播影响作用是很大的。村中少年儿童在互相讲述某个电视剧的剧情时,他们是用普通话复述剧中人物的对话,而不用方言。　　3、乡土身份的自卑意识。　　洪堡德(W.von Humboldt)、斯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和“青年语法学派”的许多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正是个人心理方面的类推作用促成了语言的历史演变。30　　在与城市的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农民对于自己的乡土身份有着一种自卑意识。这种自卑意识往往促使很多年轻人放弃自己的乡言土语。李村正在打工者的非常明显的语言变化情况就可说明这一点。　　4、村里非农业户口家庭的影响。　　农村中大部分是农业户口的农民,但也有一些非农业户口的家庭。(李村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情况在第二章有交代)非农业户口的家庭经济条件比一般的村民要好,人较有身份,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形式紧紧跟随城市的脚步,并在村庄内部形成辐射作用,对其他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语言形式产生影响。随着国家对户口制度的放开,由于升学、招工甚至用金钱交换等原因,农村非农村户口的人会越来越多。　　5、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　　随着我国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大,对农村教师的教学语言要求也严格起来。普通话合格证书成了农村教师上任的必备条件。　　笔者对八里庄小学和镇红专中学师生课堂用语情况的调查统计:八里庄小学共6名教师,全部用普通话授课;红专中学32名教师中有75%的教师能用较标准的普通话授课。学生的课堂用语均(读课文、回答问题等)能用较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我国采取的推普政策对农村中的少年儿童的语言影响很大,这从他们与其他年龄段村民语言的差异中可以看得出来。　　5.2由“点”到“面”的分析　　所谓“一叶落而知秋”,透过对李村村民语言变异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广大农村语言变化的原因和变化的趋向。　　造成李村村民语言变异的这些具体原因,实际上是由乡村城市化这一大的社会背景所引起,或者说它们其实就是乡村城市化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乡村城市化,才导致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科学的发达、社会交际的日益频繁、大众传播媒的介入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等现象的出现。所以李村村民语言的变异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异。而农村语言发生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以及传统风俗文化的变迁在其语言上的表现,因此可以称之为农村“语言的城市化”。　　海然热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如此:最脆弱的文化和语言不断被毁灭,继之产生新的文化和语言的反响运动。”31我们亲眼所见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语言,不是因为词汇或语法的贫乏而使其无法存在下去。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即使“在那些人们足迹所至,无法恪守传统身份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他们的语言仍在使用,但频繁的接触导致那些挟带金钱、技术和意识形态而来的语言的传播成为不可抗拒。”32我国相对城市语言来讲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语言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　　农村语言在城市强势语言文化的影响下,通过自身的变异,方言土语成分逐渐减少,慢慢地向临近城市的语言靠拢并最终与标准规范的普通话达成一致。农村语言的这种变化趋势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农民语言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文化、经济和交通发达的地区,环临城市地区的农民语言基本与整个语言变异趋势保持一致,而那些落后、闭塞、偏远地区的农民语言的变化则明显滞后;年轻人的语言与社会语言保持一致,而老人的语言则明显滞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农民的语言逐渐接近普通话,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5.3“变异”还是“保留”?　　农村有些方言工作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心。方言的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方言的单一化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　　但我觉得这些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传统文化和融入现代社会不可兼得。所以存在的痕迹,是语言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