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两大方式。民国虽实现了政体革命,但共和政治的失序引发中国知识人继续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高一涵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4—1927年以文论政,开出的变革方式正是改良。改良是其变革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主体。高一涵的政治改良思想并非无源之水。高一涵受的传统教育或许铺垫了他温和的文化底蕴,新学堂的西学熏陶使之“看见”了西方,而留学日本所受教育则构筑了他的学理基础与变革方式的可能取向。在与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密切交往中接触了调和、激进、改良等思想倾向,促成了高一涵“调适革命型”的思想。而高一涵主张改良的理论根因乃是他的自由主义底色,源于对其基本原则的服膺;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兼收并蓄,又分别使得他注重政治改良上的“中国性”、经济基础与持续性。加之,清末的改良风潮,具有默化个人的可能途径,而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促使他思索改良乃至重塑共和政治这一时代课题。就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高一涵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高一涵将问题前置到“国民性”改造并以“思想革命”为重点,且内置了巩固共和、道德改造、个体解放、理论更新、革新教育等主张以达到目标。他深知,改革必须有中坚的力量。在对军阀、青年学生、学商界联合等主体的选择中,其精英主义倾向凸显且在国共合作前后走向明朗,这与他对政治局势、自由主义的理论设定、实践成效的综合考虑有关。而对普通民众的兼顾,高一涵又将视线转到“权利”场域,试图从民权来推进政治改良。民权的构成、行使方式、保障条件指向了制度构建的要求,即制度化表达。以上选择,则是在其以“宪政民主”为政治理想之下展开的。高一涵为中国政治发展寻找出路的努力还体现在他对五个具体政治问题的诊断与改良对策。第一,以改变极端政治文化氛围、调衡政治权势为改革取向的政治调和,指向了以国民会议为调和中心、以代议制为操作性制度的实践预想。第二,就议会权力被侵夺或腐蚀、院制的不合理导致职能发挥不良、选举腐败频出、法制不善诸弊,高一涵提出了以维护议会权力为着眼的改良之策。第三,面对内阁更替无序、中央政权分裂、政府政治腐败的局面,高一涵以“好人”到政府里做官、推行三项基本原则、解决六大具体问题为构成的“好人政府”方案予以应对。第四,在分权与分工的理论根据上,高一涵的省制改革对标“联邦制”并主张设立两重政府、中央与省分权、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第五,接受以党治为前提高一涵,主张从政党的主义、阶级基础、组织等方面改造政党,以具有集权倾向的“一党多派”落实“以党治国”。可以看到,高一涵的政治改良思想表现出游走于保守与激进之间、学术与政治深度交织、应时立论与长远构设兼顾等特点,也具有以“宪法-富强”思维为表现的理想化、强调“效果至上论”的工具主义诸弊。然而,其改良主张是救国图强的尝试并引领了当时的青年。于今,亦启发我们改革要以国情为遵循,并继续保持改革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