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文化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在近代,作为北京文化核心的旗人文化曾与北方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交融互补,在文化多样性中不断发展到新的层面。旗人文化与北京城在300多年间互相作用,一方面造就了北京旗人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充实了多元一体的北京文化。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文明的首要渊薮和首善之区。作为中华古国北半部核心性的都会城市,北京是历史上各民族不同质地文化互相折冲、会融的一处重要焦点。清朝在北京建都近三个世纪,其间,这里成了满洲民族首要的聚居地。为了进取中原,满族统治者曾将东北地区的八旗人口倾巢驱使进关。为巩固大一统的清帝国,京师被辟为满族的大本营,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之策。虽然历经种种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直到亡清之际无大变化。一代代的旗人,将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在他们中间根深蒂固。历经了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京旗满族有浓重的恋京情结。旗人的文化活动带有很强的传承性。他们的先祖经历过较长的无文字过程,一代又一代用口耳相传的原始的文化承袭方式来接续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他们的民族生存和传统维系中间,至为重要。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家族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体现在日常生产方式、居住、服饰、婚葬习俗、信仰与观念等诸方面。这些自在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构成了旗人文化的基本内核或规定性。北京旗人文化实际上是旗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通过连通八方的京城文化舞台,借助京师八旗的人才辈出,将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性的文化不断提升,不断发展。清代是旗人文化大幅度变迁的历史时期。旗人文化与民人文化共生,相互濡染,不断鞣杂。八旗制度把旗人限定在职业军人的人生轨道里,严禁务农、做工和经商。在世代承袭的框架里,下层旗人吃着每况愈下的“铁杆庄稼”,为了逃避烦恼和忧愁,普遍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倾向,以找寻心灵慰藉。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渐渐演变成嗜好艺术的族群。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几近脱缰野马,花鸟鱼虫与琴棋书画都可并肩为伍,一方面扩展了旗人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把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旗人群体改造成了京城文化集聚体。八旗制度笼罩下的旗人们,群体性的文化艺术倾向已然在日常生活中崭露头角。而玩味语言、“撇京腔”,也成了他们的人生癖好。京味儿文学,是旗人对北京文化贡献良多的再一个方面。八旗作家在研习汉族文人的创作道路上,没有盲目模仿处处照搬,而是创造性地标示出旗人文学的个性风采。北京的传统表演艺术,尤其是京剧和曲艺,也跟旗人的广泛参与关系密切。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也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迁。旗人们挣脱了八旗制度的捆绑,断绝了当兵吃饷的经济来源,必须改行自食其力。先前颇有艺术修养的某些旗人变先前的艺术爱好为谋生手段,成为专业艺人。不同阶层的旗人从业者,摩肩接踵地进入了文化艺术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旗人后裔在转换为满族身份后,执著于高雅艺术和世俗娱乐,不断将旗人文化的内核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高度关注社会需求,引领文化时尚。诸多旗人后裔根据对旗人文化的记忆,为大众娱乐创造更有价值的内容,寻找更广阔的表演舞台,同时帮助现代北京人找寻自己的文化之根。旗人的常态生活习俗,亦给北京文化深度浸染。受早期信奉萨满教的影响,旗人讲礼仪,注礼貌,亲宗族而重血亲,尊重长辈,崇敬先人,友爱亲朋,世代相传的观念也构建了老北京人的基础价值观和信仰。易言之,北京文化中间至今存留的各类优长、缺失,也是可以通过对照满族文化这面镜子来予以深入检视。北京旗人文化在300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逐渐形成了京旗文化圈,充分体现文化变迁中的涵化现象。虽然旗人作为一个政治特权群体已经消亡,但是旗人文化还是通过调整,存活于北京地区。植根于北京文化的北京旗人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更是在推动当今文化产业方面发挥着作用。旗人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共存,同时对处于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具有多项助益。在全球化的世界,发掘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实现有效国际文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促进“美丽中国、和谐世界”的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