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221-263)和成汉(306-349)是两个先后偏居我国西南的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二者不仅有地域上的联系,存续时间也仅相隔43年,在许多方面一脉相承,蜀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形成了成汉时期的社会现实,成汉则沿袭了蜀汉治理蜀地的成功经验。蜀汉和成汉偏安巴蜀西南,努力与周围政权斡旋,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蜀汉的外交方针明确,即“联吴抗曹”,外交路线较为单一。成汉斡旋于乱世之中,表面尊晋,实则反晋立场坚定,与周边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因时而变。蜀汉、成汉都面临集团内部的主客矛盾,蜀汉以东州士作为沟通主客的桥梁,成汉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宗教势力。蜀汉对益州土著即拉拢又打击,后期诸势力基本融合,较为成功地消除了主客矛盾。成汉统治者与益州土著由政治立场分歧导致的矛盾,终成汉朝都未得以解决。经济上,二者都注重农业的发展,也都有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蜀汉的工商业很繁荣,成汉工商业则稍显逊色,这与二者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文教上,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学习儒家文化,也大力发展教育,延续蜀地重教育的传统,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蜀汉政权对其它诸子百家亦平等对待,法家和道家尤为统治者重视。成汉时期的宗教(道教)有长足发展,这与李氏賨人信仰和建国背景有关。在南中的管理方面,成汉基本沿袭了蜀汉的管理方式,在南中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管理较为宽松,对南中政区设置有所调整。蜀汉只有一次大规模出军南中的记载,而成汉前期对南中征伐较多,后期由于国力衰弱对南中放权。在治蜀思想方面,蜀汉以正统自居,以光复中原为己任,有心理优势,但受制于现实条件无法达到最终目的。成汉则是流民政权,从流寇思想转向割据自保的思想,和蜀汉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心理优势。总之,蜀汉与成汉的统治对蜀地的发展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们治蜀的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