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宗族的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在海外众多的汉人宗族研究中,弗里德曼、杜赞奇、濑川昌久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对他们的研究理论、方法的继承与批判是汉人宗族研究的必经之路。对三位学者的汉人宗族研究背景和重要理论、观点的梳理,有利于形成对海外汉人宗族研究的整体性认识,发现其研究中存在的特点与不足之处,有利于推动中国汉人宗族研究的发展;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海外宗族研究的共性以及对中国本土汉人宗族研究的启示,在这基础之上指出未来汉人宗族研究的领域。弗里德曼、杜赞奇、濑川昌久起初都是基于文献资料以乡村宗族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既有当时殖民统治的需要,也有对汉人宗族这种异于西方社会组织的好奇。弗里德曼在“继嗣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尽力利用找到的二手资料对中国的宗族进行粗略估计,再多方求证,进而形成了对华南宗族的整体认知,他指出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的权力组织、共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宗族存在和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宗族内部的异质化与规模大小成正比。杜赞奇在费正清和孔飞力的影响下开启了中国研究,他对华北地区宗族在地方社会发展和国家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行解析,从而得出与弗里德曼相似的结论,即宗族是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权力代理人,并且发挥着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重要中介作用。濑川昌久通过梳理族谱对宗族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族谱、祠堂、族田等物质条件是宗族存在的重要基础,以及宗族是地方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的观点。弗里德曼、杜赞奇、濑川昌久的汉人宗族研究推动了当时海外研究中国的热潮,使海外对中国这一“异文化”充满好奇,加速了海外的汉学研究进程,且为汉人宗族研究提供了研究理论范式和研究视角。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可发现,他们都是在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下,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与社会分化视角对汉人宗族进行考察。在现代社会中,宗族呈现出逐渐式微的状态,因此将宗族与乡村治理、文化认同和乡土建设等本土热点研究课题结合是宗族研究的趋势,同时借鉴弗里德曼等人的比较研究法,将汉人宗族与国外的亲属制度进行跨国度的比较研究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