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余论三个部分，以明代特殊的学术文化现象：讲学活动为对象，以南京为考察中心，探讨晚明讲学活动的历史命运进程，时间大致从嘉靖初期王阳明讲学时代至万历末期，在余论部分简单交代王门讲学在明代的最终命运。 宋明理学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但是明代自陈献章、王阳明之后，心学大兴，尤其是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等观念的提出与推广，明代的儒学出现了不同于宋代的新情况，在表现形式上，生动活跃的讲学活动盛况空前。王阳明身体力行地推广讲学活动，江右地区、浙中地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南京及附近地区都成为讲学活动十分兴盛的地方，讲学活动在嘉靖中后期达到了鼎盛时期。伴随着讲学活动的开展，各种问题随着出现，阳明后学门户纷立，议论歧出，参差不齐的讲学队伍中不少人追名逐利，甚至树朋植党，骚扰地方的情况也屡屡发生。自嘉靖初年，当权者对于王门的讲学活动就存在压制的倾向，而伴随着讲学流弊的出现，禁讲学运动也愈演愈烈，直至万历年间以行政命令干预讲学活动，毁天下书院。 为谋求王门讲学的出路，一部分学者的“内倾化”趋向越来越明显，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看到了王学的流弊而努力补救。东林党的参政、议政运动就是后者的代表。东林在政治运动中的失败使讲学活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晚明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并成为牺牲品。万历之后的政治斗争动辄以“讲学”为借口来发动，斗争的双方互指为“朋党”，于是在更为严酷的禁学压力与“朋党”之名的震慑之下，一度兴盛的王门讲学衰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