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强制措施放置在“总则”第六章（凡计35个条文）,其中蕴含着国家权力与公民诉讼权利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的配置问题,在具体刑事案件中两者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当在法治框架下、在保障公民诉讼权利价值理念之追求的最佳平衡下展开。本研究拟在前述框架下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及其相互关系（亦即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进行分析和反思,以推进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认知和理解,对此可以申言如下。首先,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作出初步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章所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它们依据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轻重程度依次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初步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形式、规则上已初步具备约束司法权力、保障诉讼权利的能力。其次,在前述基础上,从保障诉讼权利视角审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历史演进。通过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之“强制措施”章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规定的完善情况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此进步较大,2012年《刑事诉讼法》有序推进,2018年《刑事诉讼法》稳步提升,但在法治框架下审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保障诉讼权利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再次,在展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保障诉讼权利正面效用的基础上,考察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保障诉讼权利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一,刑事强制措施（如拘传或者拘留）本身存在内在缺陷,且作为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从整体上分析,还需要精简以形成一个相对周延的体系,此问题易导致立法者、社会大众对强制措施的认知错误,导致惩罚犯罪理念优先,保障诉讼权利、保障人权理念被虚置,而且混乱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更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第二,刑事强制措施的运行机制缺乏程序司法化构造,虚化了入法的诉讼权利;第三,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缺乏程序性证明机制。最后,针对前述缺陷,文章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第一,优化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第二,在刑事强制措施形成合理体系的基础上对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程序司法化构造;第三,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性证明机制;第四,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相关的权利救济制度,以提升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保障诉讼权利方面的发展水平。总而言之,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基本共识审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规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与时俱进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另一方面,这一体系距离成熟法治的要求还有差距,我国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领域还应当继续努力,更进一步彰显刑事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精神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