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基于清代游记《容美纪游》所做的一项有关中国人类学史前史的“他者观”研究。该游记由一位叫做顾彩的江南无锡士人在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前往当时的容美土司之地（今湖北省鄂西地区）旅行五个月后写成。全书共五万多字，以“诗文共现”的日记体形式展现了作者自身在旅行中的见闻以及与容美土司主田舜年的交往等。对于此一文本的研究，笔者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呈现17世纪末18世纪初处于满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对于帝国内部被视为“蛮夷”的土司的表述，来分析此一时期中国士人的他者观念.笔者将借助于美国人类学家费边在《时间以及他者》中的论述，将人类学史视为是一种观念史的表达，以此论述中国人类学史前史的“他者观”问题。　　顾彩是一位生活在17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儒家士人。他的家族自明代时起就是江南无锡的一个世家大族，父亲是一个较有声望的文人。他出生在其满族统治者刚刚占领中国江南之地没多久。明清鼎革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变更，同时也是顾彩家族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年少时的顾彩在父亲的影响下，一方面饱读诗书，极具才华，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广识江南遗民，目睹了遗民的气节。成长于此一环境中的顾彩，伴随着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年轻时便不以“应试之学”为目的，而“尽用之于古”。到康熙中期，此时遗民近乎凋谢，社会风气随之而变，不求仕进的顾彩开始其游走的一生。同时，他成为山东曲阜孔府的“西宾”，教授孔子的后裔们。　　顾彩所旅行的对象——容美土司，是位于今天湖北西部的土家族地区。容美土司其渊源可追溯至中国早期的羁縻制度，到元朝建立土司制度之后正式与帝国建立起了一种朝贡关系。它的统治由一个田氏家族世代承袭。在明代之时，作为“蛮夷”的容美土司开始了其自身的汉化过程。顾彩旅行于容美之时所交往的土司主田舜年，就曾在汉地受过儒家的教育。　　在《容美纪游》中，顾彩对于容美土司的表述，呈现出双重的心态。一方面，他将容美土司想象为桃花源、仙境地这样的理想之处，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态来描绘这个远方的“他者”，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对于容美土司景观的诸多赞叹。另一方面，他又秉持着“文野之分”的心态，将容美土司视为是在文化上低于自身的“蛮夷”的化身，需要其所在的儒家文明来给予教化。在他的书写中，他成为了土司的“师儒”，实践着“教化”的理想。同时，在秉持着帝国大一统观念下的顾彩，成为了帝国和文明的代表者，接受着容美土司对他的朝贡。这种朝圣型和教化型两种心态，实际是顾彩对于容美的双重“他者观”，也即“他者为上”和“夷夏之辨”两种观念类型。　　实际上，顾彩此一双重“他者观”的产生与他身处满族统治的清初时分有关。对于顾彩这位汉族的儒家士人来说，帝国的统治者——满族在汉族士人的传统观念中，同样也是作为文化较低等级的“蛮夷”而存在，因此，在传统“夷夏之辨”观念下的政治实践中，满族不具有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然而，到顾彩旅行容美的康熙后期之时，随着这位帝国皇帝在“文治武功”上开辟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帝国的一统局面，满族已经获得了类如顾彩一样的汉族士人对其政治上的认可，然而在文化精神上后者仍然保持着另一种自由与追求。而类如容美土司一样的“他者”，恰恰成为了其精神追求的所在之地。正是以上政治与文化认识上的差异性，使得顾彩眼中的容美，具有了一种双重的观念。　　在此一基础上来理解中国人类学史的“他者观念”及其书写，将会获得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也能由此理解作为社会结构之一的“士人”是如何在文化观念与政治现实的双重性之中实现自身精神的追求，中国的文明是如何在此类追求中获得自身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