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的缺失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对于国家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恶劣的地理环境会造成文化异质性的上升和经济发展的滞后，但中国却在地形、农耕适宜度等地理因素相对恶劣的广大地区取得了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华南等地的民众有着较高的文化认同，反映在他们都被划分为同一民族，汉族，并且说着同样的语言，汉语;经济发展方面，虽然历史早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落后于中原，多数地区却逐渐实现了经济的发展甚至赶超;而历史上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至当代已几乎消失。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克服了地理环境的阻碍，取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呢？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但尚未能够提供系统的理论和实证证据。　　本文提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实施的郡县制度是解释中国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因素。这是因为郡县制度是国家兴起和政治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官僚化的地方统治方式，能够相比那些羁縻、土司制度下较为原始的部落、酋邦体制更好地对民众进行治理。郡县制度也使得国家能够有效推行一系列促进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促进地区移民、兴修农业水利、以及促进儒学教育等。因而，为研究郡县制度与文化认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系统地整理了正史地理志、省志等史料中的数据，尝试运用量化历史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引言部分分析了中国文化认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指出现有的地理环境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由文化异质向文化认同转变的历史过程，也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广大南方地区为何能够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基石的郡县制度则可能是回答该问题的关键。接着，第二章对中国传统郡县制度的特征、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较了郡县制度与同时期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的差别，从而为郡县制度促进中国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的假说提供历史的支撑。第三章和第四章对郡县制度促进文化认同的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第三章发现那些在历史上设县持续时间较久的区域，以当前汉族人口比例和汉语人口比例衡量的汉文化认同程度也显著更高，而且由于郡县制度长时间的影响，以农耕适宜度和地形崎岖程度衡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会被显著地削弱;此外，以历代都城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和以明长城作为断点回归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郡县制度对于汉文化认同有着因果的作用;同时，历史上郡县制度与汉文化认同的正向关系同样存在。第四章则利用了历史上的筑城、水利和科举数据，验证了郡县制度通过移民、公共物品和科举教育促进汉文化认同的假说。　　第五章对中国郡县制度扩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特别地选取自然环境恶劣、郡县制度建立较晚的西南地区进行考察，从而为郡县制度扩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历史的支撑。第六章对郡县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假说进行实证分析。该部分以西南地区为样本，利用清代改土归流的历史自然实验，发现了那些在清代改流较早因而受到郡县制度影响较久的地区，其以清代人口密度和进士数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更高，并且在当代，改流较早的地区依然在以婴儿死亡率和受教育程度衡量的经济发展上有着更好的表现。第七章则对郡县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予以解释。通过对西南地区移民会馆和水利建设的考察，郡县制度通过促进移民和公共物品提供进而导致清代珏南经济发展的假说得到了证实;而之所以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变革后的当代，郡县制度依然与西南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关系，则是由于文化影响的持续性所导致的。最后的第八章则对本研究进行总结。　　本文因而首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文化认同和经济发展背后的历史制度因素，从而为发展经济学中的民族多样性起源问题、以及制度与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证据，也丰富了以往关于中国民族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史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