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工具。随着未成年触网人数的不断增加,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纠纷层出不穷。通过梳理裁判文书网已公布的与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纠纷相关的23件案件,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关于此类纠纷存在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我国在解决此类纠纷时存在着三个裁判焦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法律性质问题、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主体识别问题、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主体责任承担问题。首先,针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性质问题,通过与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以及传统未成年人民事法律行为作对比,得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的特殊性。同时为肯定未成年人精神上追求的合法性,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将其直播打赏行为认定为服务合同。其次,围绕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主体识别问题进行分析,该内容由主体的识别和主体行为能力的识别两个部分组成。行为主体识别的部分,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作为实际打赏人识别难的问题,讨论得出几项实践标准:1.当事人陈述;2.直播打赏账户相关资料的收集;3.直播打赏用户的行为分析;4.直播打赏行为的发生地。主体行为能力识别的部分,围绕现行法律规定展开,探讨得出几个影响行为效力的因素1.民事责任年龄;2.精神健康状态;3.区域消费水平差异;4.家庭消费水平差异;5.直播打赏数额认定。再次,围绕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和各主体责任承担进行分析。将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分为有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和无效四种情形,进行各种情况的探讨分析。关于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主体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从责任承担的请求权基础入手,逐一分析各主体责任承担的内涵和依据,认定未成年人一方承担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以及直播平台和主播期待利益损失的赔偿责任,直播平台和主播一方承担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以及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最后,根据梳理案例发现的裁判焦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建议,如明确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制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责任主体的承担标准、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等,督促各主体履行自身监护义务,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为未成年人塑造一个风清气朗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