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发展转型与产业提升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从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来讲,还是从打造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来说,都需要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而关于旅游产业的绩效分析是个中关键。要深入地分析并寻求绩效改进,首先需要对30年来的发展实绩做出客观的评判,从而明确差距所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需要探究绩效形成的根本原因,从而为绩效改进寻找切入口与着力点。因此,在中国旅游统计体系无法完整、科学地测定产业绩效的前提下,探究某些关键指标的绩效成因,并借此形成更完整的绩效判断,是一个值得系统探讨与深入研究的课题。中国旅游产业绩效分析的关键,是要辨识行为选择背后的关键局限约束。经典的SCP分析范式有助于把握不同市场的垄断与竞争关系,并揭示市场行为基础上的绩效后果。但却无法触及市场结构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同时,由于忽略了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特有的产权局限条件,中国旅游企业的诸多非市场性行为便难以通过市场结构理论加以解释。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产业绩效分析的ESP范式,以产业发展环境为逻辑起点,以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探讨为重点,以旅游经济主体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为核心,形成全文的整体逻辑体系。在将ESP范式运用于旅游产业绩效分析的过程中,认为制度约束是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包括所有制、计划体制与财政体制。这三项基本制度显著地对旅游产业的产权与市场结构及其变动产生深刻影响,由此揭示出饭店业、景区业和旅行社业等三个旅游特征产业在不同时期的市场类型,以及各自的市场演化路径。在市场主体的行为分析层面,将地方政府与企业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的主导性行为模式,及其作用于结构与企业的影响。最后,在产权激励、市场结构约束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共同作用下,本文构建了绩效决定的不同市场类型中的产业均衡,并分别对收入与利润率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通过理论推理与实践考证,本文得出中国旅游产业绩效形成的三点认识:第一,所有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是中国旅游产业绩效形成的主要制度根源;第二,地方政府间的旅游投资竞争是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三,产权与市场的结构冲突程度是产业利润率的主要决定因素。进一步地,本文对中国旅游产业绩效做出如下判断:从企业的财务绩效指标衡量,中国旅游产业绩效的实际表现要好于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而由企业行为的正外部性所产生的一些绩效,也未反映在营业收入和利润率之中。从整体经济效率的角度衡量,宏微观绩效差异的确存在,其实质是制度约束下旅游产业市场转型过程中必然具有的转型代价:一是国有产权激励导致企业的市场行为扭曲,由此带来生产效率损失;二是政府管制和干预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但相对于中国旅游业30年所取得的旅游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转型代价是相对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