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保持着更快的发展态势，并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由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国际分工形态不断深化，国际分工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调整过程中，基于价值链不同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全球迅速扩散，一方面增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服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国家和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向服务经济转型，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却出现经济增长迅速但产业结构形态长期滞留于制造阶段、服务业增长缓慢的情况。后者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后危机时代，中国要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未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　　本论文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从国际分工格局演变影响入手，深入探讨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论文的研究采用规范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部分:首先以分工为主线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的多种研究视角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对分工影响进行拓展，重点对国际分工格局演变趋势、新型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条件和动因、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最后，针对中国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在发展规律的“动因-影响因素-主体”理论，并分析了国际分工格局演变下内外部因素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共同作用规律和特点。实证分析部分:重点从国际分工格局演变影响角度，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发展状况、产业关联与规模增长、技术创新与结构升级、区际一体化与集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且深入的研究。　　本论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　　(1)本论文整合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的多种研究视角，认为不同视角的研究都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同时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将分工的影响作用局限于一国内部，本论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至动态演化的国际分工层面。现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研究视角多样，但缺乏统一的逻辑分析框架。本论文试图以分工为主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的迂回生产论、交易成本论和竞争力提升论三种视角进行整合和统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分工影响拓展至国际分工格局演变层面，着重分析了新型产品内国际分工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具体路径包括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　　(2)本论文提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因-影响因素-主体”理论，并论述了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增长-结构升级-集聚发展”三维表征。“动因-影响因素-主体”理论中，本论文认为通过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得到推动和发展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其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又受需求、供给和集聚层面等诸多具体因素的影响;同时，在上述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始终是重要的相关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论文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分工格局演变背景，详细论述了外向传导和自主成长共同作用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总体规模增长、内部结构升级和集聚化发展等方面表现出的规律和特点。　　(3)本论文实证研究从总体发展状况、产业关联与规模增长、技术创新与结构升级、区际一体化与集聚发展四个维度，系统性检验了国际分工格局演变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和影响特点。本论文比较重要的研究结论中，尽管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新型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迅速，但是受限于目前在该分工模式中相对不利的发展位置，其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甚至还起到了阻碍作用。进一步从制造业关联角度的分析表明，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割裂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以及低端制造业规模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是加工贸易阻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通过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制造业企业规模和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制造业集聚合理布局程度的提升，能够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关联影响作用。可见，中国在下一步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要注重从带动制造业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才能更好地发挥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影响作用。分析还发现，当前阶段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制造业规模扩张和服务业FDI投资比重增加，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非常有限，因此对包括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效率水平提升在内的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也未能出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同时，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区际一体化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具有互补效应，但是这一效应目前也只在东部地区有所显现。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更好地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才能顺利实现“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