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重庆虹桥一案在全国引发了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热烈讨论,理论界与实务界纷纷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基本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另一种则反对法院径行变更指控罪名,并提出改革方案:建议借鉴英美法系的“实体限制型”模式或大陆法系的“程序限制型”模式对我国法院罪名变更模式进行改革。笔者对两种较为典型的两种罪名变更模式加以阐述,并着重对其局限性做出分析。“实体限制型”模式由于实行严格的诉因制度,不可避免会带来实体的不公,并且与我国目前的社会观念及未来刑事诉讼改革的发展方向并不契合;“程序限制型”模式会使一些刑事诉讼公理性原则遭到破坏,有违程序公正理念,而且难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笔者在对两种模式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与重构,最后提出建议:通过建立公诉事实同一的诉因变更制度对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模式加以改革。这一制度重构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实现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较好地契合了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