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为了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潜力的发挥，国家连续七次降低原本的高利率，但结果却不尽人意，中国出现了利率下调与储蓄高增长并存的现象，进而使得经济趋向萧条。中国经济为何出现这种有悖传统储蓄理论的现象，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痼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正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痼疾，引起消费萎缩和投资萎缩，从而导致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最终导致降息的同时，储蓄仍踞高不下的结局。本文以此为思想红线，通过对引起消费萎缩和投资萎缩的制度性因素进行逐一分析，旨在提出：要分流目前过高的储蓄，刺激消费和投资，必须进行制度性变革，包括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从而给非国有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投资金融体制的改革——改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格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赋予农民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的收入，挖掘广大的农村市场。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高储蓄现象的形成过程，论述高储蓄现象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发生及发展；第二部分，高储蓄现象的制度性分析，剖析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制度性原因；第三部分，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的思路，提出分流高储蓄的基本思路，即进行适当的制度性变革。 正如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经济问题，往往不仅仅与经济因素相关，还与制度、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只是这种种因素的较为集中的体现而已，本文所论及的这几点，只是根据当前论坛关于高储蓄现象研讨的实际情况，采取“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议人所摒，摒人所知”的原则，主要从制度性因素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敬请同行们指数。